社区2号 发表于 2022-11-2 10:05:58

史圣司马迁 的清廉大义


连环画《司马迁》 (资料图)

司马迁在《史记》中,自报出生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这里所指的龙门就是西汉皮氏县太和坊(今河津市西辛封村)。司马迁心怀清廉大义,为人刚正不阿,爱憎分明。他所著撰的史书就跟他的人品一样,不虚美,不隐恶,态度严谨,力求真实。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这样评价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

为官清廉,大义著史

司马迁在朝中做太史令,负责编写《史记》时,一天,将军李广派人送来一对世间罕见的珍宝——玉璧。司马迁曾见过无数的牙雕、犀角、珍珠、玉石,从来不屑一顾。但见到这对玉璧他不禁感慨:“这样圆润、光洁,真是‘白璧无瑕’。”但他觉得,如果收下这些礼品,身上的污点就增添了一分。于是,他让女儿包好玉璧,交给来人带了回去。封建社会为官不贪的实属少数,而司马迁为官不贪,对世间罕见的珍宝也不动心,充分反映出他的廉洁品格,确属难能可贵。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靠他一人完成,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而司马迁却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其间,李陵攻打匈奴,战败投降,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说话,而被判处死刑。司马迁本该被斩首,但是当时有律法规定可以花钱赎身或者处以宫刑。司马迁为官清廉根本拿不出黄金,司马迁本想以死明志,但一想到《史记》没有完成,没有办法完成父亲的遗愿,所以他选择接受宫刑。面对如此残酷的刑罚,司马迁承受了下来,在坚忍和屈辱中,司马迁完成了《史记》,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客观叙述,坚持“实录”

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许多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及许多地方的风俗民情。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司马迁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他虽是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本着实录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还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达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表评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治乱兴衰,以史为鉴

《史记》“本纪”中的为政思想,包括设立廉制、以法治吏、加强官吏的德性修养等,均是中国古代传统治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选择史料,大多以为后世提供治乱兴衰借鉴为旨趣。如《五帝本纪》五帝的德性描述,塑造的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样的道德之君形象。黄帝时的“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的吏治监督制度,舜时的“鞭作官刑”的腐败惩戒制度,都是力求保证官吏廉洁的重要举措。《夏本纪》一章,其引用《尚书》“禹贡”这一对中国“九州”作最早区划的文献,而且,对禹保持官制廉洁的措施同样多有触及,如“六府甚修,众土交正”,即掌管贡赋的六府,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所有的土地都可征收赋税,对财赋系统气正风清的局面,就有生动的记载。“循吏”这个词是司马迁的首创,是他在《史记》中第一次使用的,就是为了表彰他心目中的理想**。司马迁为循吏立传,以缅怀与崇敬的心情记述他们的政绩和道德风范,描绘了一幅太史公倾心向往的理想吏治蓝图,对后人启发良多,为我们今天整肃吏治、建设法治国家提供了颇可参考的借鉴意义。

观司马迁生前身后,纵览《史记》全书,可以看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直接驱动力量,不仅是完成父亲的遗愿,还饱含家国忧思。司马迁想通过《史记》反映最真实的历史,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镜鉴作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河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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