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圣人”——傅说_平陆人物
商朝武丁时期的大臣傅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具有“圣人”称号的杰出人物。《国语·楚语上》载白公子张对楚灵王的谏诤说：“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智之不疚也，犹自谓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于是“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史记·殷本纪》亦叙述道：“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武丁“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魏晋南北朝时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述：“河水又东，沙涧水注之。水北出虞山，东南径傅岩，历傅说隐室前，俗名之为‘圣人窟’。”（《水经注·河水四》）唐代地理著作《括地志》云：“傅险即傅说版筑之处，所隐之处窟名‘圣人窟’。”（《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由上可见，傅说自春秋以来，经历汉朝、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各种历史记载都称他为“圣人”，这是从君王、公卿下至广大百姓一致的认识。《水经注》特别指明，傅说原隐居之地“俗名圣人窟”。这是老百姓所起的“名”，大家都这么称呼，可知傅说是一位受人尊敬、不同凡响的奇才，他被尊为“圣人”要比春秋末年的孔子早了700多年。本版特编发杨善群先生的考证文章《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圣人”——傅说》，以期与有志之士商榷。
——编 者
何谓“圣人”？按照古代人的理解，约有这样三种含义：一是无所不通的人。《书·洪范》：“睿作圣。”孔传：“于事无不通谓之圣。”二是道德智慧极高的人。《孟子·尽心下》：“大而化之之谓圣。”赵岐注：“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为圣人。”三是有某方面专长、造诣至于极顶的人，如诗写得最好的人为诗圣，草书写得最好的人为草圣，对茶叶最有研究的人为茶圣，对兵法讲得最好的人为兵圣，等等。在上述三类圣人中，傅说应该属于第二类。他的道德和智慧超乎常人，他的言论尖锐泼辣，切中时弊，使君王武丁为之倾倒，使天下百姓受其惠泽，因而“殷国大治”（《史记·殷本纪》）。以下从几个方面详细论证有关圣人傅说的文献资料、思想言论和事业成就，使中华民族的这位优秀人物、杰出代表永载史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
一、《说命》是记录圣人言论行事的不朽篇章
今传《尚书·商书》中有《说命》上中下三篇，详细记录商王武丁如何以托梦的方式，梦见上帝赐予他“良弼”，于是使百官寻求于天下，最后在傅岩之野找到从事版筑劳动的刑徒说（音悦）的传奇经历。当把说请入宫中后，商王武丁立刻举以为“相”，使他伴随在王左右。武丁命他“朝夕纳诲，以辅台德”，“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也就是要经常对武丁进行教诲，辅助其道德行为，使遵循先王的遗训，沿着成汤的轨道，以安定天下亿万民众。而说也不负君望，经常对王进行开导，讲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话语，对于提高武丁的道德修养、谋划兴国安民的大计，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说命》三篇，叙述细致，情意真切，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通过《说命》的记载，傅说作为“圣人”的思想言论、道德风范，乃高大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必须指出，由于流传渠道的不同，现存《尚书》有汉初伏生从自己所藏壁中获得、用汉代文字改写后的所谓“今文”和自西汉以来由各种渠道发现后在民间流传或藏于秘府、至东晋时由梅颐进献的所谓“古文”两部分。《说命》三篇即属于古文《尚书》。对于古文《尚书》的来源，笔者曾经作过探讨，认为它有伏生壁中、孔子宅壁、河间献王、河内女子、宫中秘府、杜林、孔氏家族等七个方面。由各地发现、民间流传到梅颐进献，这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但到南宋以后，疑古思潮逐渐盛行，某些人凭主观想象，胡编乱造，把大量古籍定为“伪书”，古文《尚书》即遭此劫难。为此，笔者已作文予以辨析，正本清源，揭其原委。学术界同仁也齐心协力，为长期学术冤案进行重审和辨正。
关于《说命》是真古文献的考证，笔者已作过专题研究，特别是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中颠倒先后、混淆是非的做法，作了揭露和辩驳。再看《国语·楚语上》记白公子张对楚灵王的谏言，有一段与《说命》相似的文字。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两文叙事详略各有不同。如《楚语》记武丁得傅说“升以为公”，而《说命》记武丁认傅说“爰立作相”。《说命》记群臣谏王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又记武丁作书曰：“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这些话《楚语》均从略不载。二是两文用词各有不同。如《说命》记群臣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无所禀令”；《楚语》记卿士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说命》记武丁作书曰：“以台正于四方”；《楚语》记此言为：“以余正四方。”显然，《说命》与《楚语》两文所记各有来历，决非抄袭；《楚语》在陈述时对《说命》较古的用词改成春秋时的用语，因而又有不同。《说命》之为真古文献，难道还不清楚吗？
还应说明的是，许多注家在提到《说命》时都说“亡”或“佚”：如郑玄注《书序》曰：“《说命》三篇亡”；王逸注《楚辞》云：“《说命》，是佚篇也”；赵岐注《孟子·滕文公上》所引《书》之《说命》文曰：“《书》，逸篇也。”上述这些注家都是东汉人，当时古文《尚书》还在民间流传，不被官方重视，官方传授的《尚书》只有今文，因此这些注家遇到今文以外的《尚书》各篇，都注以“亡”或“逸”。李学勤先生也曾注意到这个问题，指出造成这种注释的原因“是由于《说命》当时没有官方师传”。其实，除了官方师传外，还有民间流传的渠道，这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说命》三篇是极其珍贵的古文献，它记录了圣人傅说的传奇经历，向商王武丁进行谏诤的言论主张和高风亮节，它的价值几可与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相媲美。
二、傅说谏诤言论的闪光点
自商王武丁把傅说请入宫中、举以为相，并命他“朝夕纳诲，以辅台德”后，傅说曾多次向商王进谏，《说命》对此有详细记录。这里，谨择其言论的几个闪光点进行剖析。
其一，君王要从谏如流。傅说告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孔传：“言木以绳直，君以谏明。君能受谏，则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谏之，谁敢不敬顺王之美命而谏者乎！”君王作为一国的首脑，智力毕竟有限，往往会考虑不周而出现偏差，必须听从大臣和百姓的进谏才能圣明。如果君王欣然受谏，大臣敬顺王命而谏其不足，这将是一个多么和谐而不断进步的社会！孔子也主张对君王进谏。《论语·宪问》记：“子路问事君”，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朱熹注：“犯，谓犯颜谏争。”孔子自己就曾通过弟子向鲁国执政者进谏：“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并指出季氏的行为是“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左传·哀公十一年》）。两位圣人主张大臣进谏、君王从谏，前后呼应，一脉相承。
其二，君王要以治民为重，不能贪图享乐。傅说进谏于王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这里的“豫”，意为游乐。傅说向商王郑重告诫：明王奉天道，建国都，下设那么多大小官吏，不是为了安闲游乐，而是为了治理民众。其言斩钉截铁，正气凛然。历史上的许多君王，不懂这个道理，一登君位便沉迷游乐，结果往往国破身亡。因此，傅说的谏言具有极大的针对性和震撼力。孔子当时也常常遇到君主与执政者贪图享乐、不治朝政的情况，他便表示愤慨，进行指责。《论语·微子》记：“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他经常感叹：“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两位圣人对君王不能贪图逸乐的谏诤，也一脉相承，异曲同工。
其三，君王的语言、决策、用兵、授命，必须谨慎。傅说谏王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其意是说：君王如口出不善，引起羞辱，就会带来灾祸；如用甲胄攻伐不当而起戎兵，就会造成大乱；衣裳在箧笥代表职级，一定要慎重发放给称职的人；干戈武器在府库，一定要省察其人德才身堪将帅，然后授予。傅说接着谏道：“王惟戒兹，允兹克明，乃罔不休。”他要君王慎戒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无不顺美。傅说对于君王的教诲，真可谓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孔子当时也经常教诲君主、执政者：如齐景公问政，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即君主的语言、行为，要像君主的样子。季康子问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两位圣人对君王语言、行为的诱导，如出一辙。
其四，重视吏治作用，防止**腐败。傅说向商王进谏曰：“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无及恶德，惟其贤。”治理民众要由众官去执行，故官好则治，官坏则乱。在不是民主选举的制度下，提拔官吏往往看重亲朋好友，一些道德败坏的人则钻营行贿，谋求官爵。傅说义正词严地指出：“官不及私昵”，“爵无及恶德”，选用官吏的唯一标准就是“贤能”。他痛斥**的腐败作风，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孔子也非常重视官吏的作用，主张任官要用贤能的人。如仲弓问政，孔子曰：“先有司”，“举贤才”，即先要设立主持各种事务的官职，并举用贤才来担任。鲁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孔子答：“举直错诸枉”，即举用正直的人而罢免那些道德败坏者。两位圣人主张整顿吏治，斥责腐败，又是如此默契，步调一致。
其五，对各方面可能发生的事，都应有所防备。傅说向王进言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孔传：“事事，非一事”，亦即各方面的事，比如外敌的入侵，旱涝等自然灾害，宫廷内部的纷争，**的腐败等。对于这些可能发生的事，一定要有所防备，如训练军队、积贮粮食、订立制度、加强督察等，有备才能无患。傅说的这些话，言简意赅，表现了一个政治家高瞻远瞩的智慧和才能。孔子在其言论中，也有备战、备荒、防止动乱的主张。如《论语·颜渊》记子贡问政，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朱熹注：“言仓廪实而武备修，然后教化行，而民信于我。”两位圣人政治家考虑全局的防患意识，又是何等的相似！
其六，对于祭祀等事神活动，不宜过于频繁，应当有所节制。傅说向王进谏曰：“黩于祭祀，时（是）谓弗钦（敬）。礼烦则乱，事神则难。”此言乃有感于时事而发。商王武丁其时经常进行祭祀活动，因而引来野鸡飞上鼎耳鸣叫。大臣祖己及时向武丁训诫曰：“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尚书·商书》）意思是说，君王的主要职责在于谨敬民事，民事无非天所继嗣的常道，通常的祭祀不要用特别丰厚的礼品于近亲之庙。祖己的训诫还比较客气，而傅说称商王的行为是“黩于祭祀”，意即滥用祭祀，这是不敬的行为。礼过烦就会乱，达不到奉事鬼神的效果。傅说的诤谏大义凛然，目的是要君王关心民事，爱惜财物。孔子对于鬼神迷信，亦表示要远离其事。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述而》称：“子不语怪、力、乱、神。”两位圣人对于鬼神的态度和做法，又是如此志同道合。
其七，人要多听各方意见，特别是学习古训，提高道德修养。傅说进谏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非）说攸（所）闻。……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这里傅说反复强调，人特别是君王和各级官吏，要“多闻”，才能“建事”，即办好各种事情。“古训”是祖先流传下来的经验总结，“事不师古”而要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自始至终经常念念不忘学习古训，人的道德修养便会在不知不觉中提高，这是极其有用的。孔子也经常申述学习和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如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子路问君子，孔子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两位圣人在人要多闻学习、提高道德修养方面，他们的意见又是多么一致，甚至所用词语也十分相似，这决不是偶然的。
从以上傅说谏诤言论七个闪光点的分析可见，他为人正直，心胸开阔，思想敏锐，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生活，善于学习，知识渊博，有道德修养，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批评当时的不正之风和陈规陋习。以他的学识和德行，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圣人”。他的许多言论主张，与春秋末年的孔子遥相呼应，成为上古三代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杰出人物。
三、傅说的出身、故里和事业成就
关于傅说的出身，大多历史记载都说他是“胥靡”，亦即刑徒、奴隶。墨子曰：“昔者傅说，居……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墨子·尚贤下》）《周礼·大司徒》郑注：“圜土，谓狱也。”又“带索”，即用长绳牵着，其行动是不自由的。《吕氏春秋·求人》记：“傅说，殷之胥靡也。”高诱注：“胥靡，刑罪之名也。”《史记·殷本纪》更直接指明：武丁得说，“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后说入宫，当了宰相，“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这表明，说本为奴隶，故只有名而没有姓氏；后身份改变，才以劳役之地作为其姓。关于傅说的身份，历史上还有另一种说法。《说命》孔传云：“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经，有涧水坏道，常使胥靡刑人筑护此道。说贤而隐，代胥靡筑之，以供食。”此处谓傅说是“隐”者，当然是自由民，为了“供食”即混口饭吃，便杂在胥靡中筑道。这个说法，与许多记载相悖，且不合情理，可能出于某些人的想象。
既然傅说出身刑徒、奴隶，为什么会有那么好的学问和道德修养？这可能因为他家道中落，原本有较好的家庭而遭遇到不测之祸，才沦落到如此地步。孔子的祖上原来是宋国的国君，后来在一次宫廷斗争中被杀，才避难来到鲁国。他的父亲原本当过邑宰的小官，却又在孔子三岁时去世了，这使他的少年时代，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孔子自己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正是这种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养成了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刻苦学习的作风。傅说的家世虽然在历史上缺乏记载，但肯定要比孔子更加不幸，遭遇的灾祸更多，命运更为坎坷。也许就是这种不幸的遭遇、艰难的生活，磨炼了他的品格，促使他勤奋好学，终于成为一代圣人。
傅说的籍贯在何处，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他长期在傅岩作胥靡服刑，从事版筑劳动，后又用傅险之“傅”作为其姓氏，因此“傅险”或“傅岩”就是他的故里，应该没有问题。《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傅险即傅说版筑之处，……在今陕州河北县北七里。”唐代陕州河北县即今山西平陆县，现县北有傅岩遗址、傅相祠和商相傅说之墓，还有大臣村，据说是傅说的生地，这里离当时的殷都不远。武丁在青少年时期曾经“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尚书·商书·说命下》）。在这个过程中，他在黄河边上的傅岩结识了从事劳作的胥靡说；登上王位后又派人到傅岩将说请入宫中，举以为相。因此，傅岩是圣人说的劳作之地、养育之地、奇遇之地和发迹之地，对傅说一生的成长关系极大。可以说，山西的平陆和山东的曲阜，都是圣人的发祥之地。
傅说是商王武丁的主要辅佐大臣，而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众多，傅说的活动应该在卜辞中有所反映。近年经学者研究探索，认定武丁时期卜辞中的人名“甫”（即傅），就是傅说。根据甲骨卜辞的记载，自商王武丁举用傅说为辅佐后，他曾经指挥王朝的行政、军事、农业、狩猎、外交等各方面的事务：甫发布或传达王命，向诸侯下达商王的征伐之命；前往商都附近的城邑处理政务，处置朝臣；管理王朝的重要农业基地，视察种黍及外出主持籍田礼；代替商王出外狩田，率众进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调遣诸侯国的兵力，去阻遏西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等。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这个论证应该是可信的。
从甲骨卜辞的记载分析，商王武丁时期的功绩主要表现在这样两方面：一是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商王对农业、畜牧业生产非常重视，农耕开垦的土地面积扩大，农作物的产量不断增加，畜牧业也繁殖兴旺。人心安定，国力增强；二是对周边经常来侵犯、骚扰的游牧部落给予有力的打击。经过长期不懈的治理与对外征伐，武丁统治下的商朝势力超过以往任何一位商王，成为商朝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这样的业绩，当然与最高大臣傅说长期精心的辅佐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傅说那些金光闪闪、刚正不阿的谏言，会使商王武丁头脑清醒，时刻想到一个君王的责任。傅说因为遇到英明的君王，使他的才智得以充分发挥。终武丁之世，生产发展，民生改善，四方大部国族被征服和归附，商朝因为傅说的辅佐而得到“大治”，声名远扬。
综上所述可见，傅说是商王武丁最主要的辅相：他对商王的谏诤言论，大胆泼辣，精辟深刻，成为商王治国的座右铭；特别是他亲自实践，辅佐商王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富国强兵，传达王命，调兵遣将，征伐常来侵扰的周边游牧部落和氏族、方国，扩大疆土，四方归服，成为商朝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傅说以他思想理论的精辟深刻和行政实践的光辉业绩，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圣人”。他与东周时代历来被尊为“圣人”的孔子，在上古三代一前一后、一西一东，各自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和突出贡献，在当时及后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杰出代表。长期以来，由于傅圣的历史资料比较分散，研究和宣传不够，特别是古文《尚书》的冤假错案影响深广，使傅圣事迹的宣传更增添了阻力。今天，学者们稽古钩沉，正本清源，让中国历史上最早“圣人”的思想理论和治政业绩大白于天下，这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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