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于山西大学堂旧址碑刻中的河津先哲故事
位于太原市侯家巷9号的山西大学堂旧址（笔者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前身）主楼大厅西侧的墙壁上，镌刻着一通大清宣统三年（1911年）所立的《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始末记》碑刻。这通碑刻全文共1010个字，由时任山西省咨议局议长崞县人（今山西原平）梁善济撰文，清末民初晋商领袖、书法家太平人（今山西襄汾）刘笃敬书写。碑文主要记载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设立的前后过程和发展脉络，对研究我省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在碑刻前半部分特别提到：“山西讲学之风在昔特盛，远则河汾龙门，近则薛文清、辛复元及潜邱、石洲、顾斋诸先哲，或以理学著，或以博学闻，皆彰彰在人耳目。”这句话主要讲述古代山西讲学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和人物名称，细细品读，至少有两处和河津相关。一处为：“远则河汾龙门”。众所周知，这里的“河汾龙门”专指河津（河津古称龙门，位于黄河和汾河交汇处）。特别注意的是，文中“远则”就提到河汾龙门这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在山西大学堂设立之初，被官方和社会认可的山西古代最能代表讲学之风的就是河汾龙门。可见，河汾龙门在古代可谓文化璀璨，讲学之风盛极一时。另一处为：“近则薛文清……”，则是指明代理学大师河津人薛瑄，谥号文清，世称薛文清公。
如果仔细解读“远则河汾龙门”这句话的背后，我们至少会找到两位河津先哲。一位是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孔门高徒之一卜子夏的“西河设教”；一位是隋末大儒王通的“龙门讲学”。当我们穿越历史时空，去探寻这些河津先哲的故事时，无一不使人产生景仰。孔门高徒卜子夏，名商，春秋末晋国温人（今河南温县），被誉为孔门十哲之一。孔子去世后，卜子夏到魏国西河（今河津一带）设教讲学，门人诸多，连当时魏文侯也尊称子夏为师，开创了三晋大地儒家文化传播的先河。《史记·儒林列传》中专门提到：“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人们常说的励志格言，如“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等，皆出自卜子夏之言。卜子夏死后就葬于今河津市东辛封村，村中至今仍有卜氏后裔居住，并保留有修葺一新的卜子夏墓祠。隋末大儒王通，字仲淹，河东龙门县人。王通出生于仕宦儒学之家，从小聪慧好学，抱负远大，在系统接受了儒家教育后，渐渐成为儒学集大成者。仕途失意后，王通在家乡河汾龙门北山“白牛溪”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培养人才。相传王通的门人弟子有千余人之多，许多人慕名而来，聚集河汾，向王通请教治国理政之道。成语“河汾门下”就出自于此。王通的众多弟子中，不乏名人，如，河东薛收、太原温彦博、巨鹿魏征、京兆杜淹、清河房玄龄、绛州通守陈叔达等，这些人多数都成为唐初名臣。由此可见，王通在河汾龙门讲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当时就有学者评价他为自孔子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王通死后，门人追谥他为“文中子”。我们熟知的《三字经》中，“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这里的文中子就是指王通。
读到“近则薛文清……”，我们不得不说说明代理学大师，河东学派创始人河津人薛瑄的故事。薛瑄，字德温，号敬轩，后世称薛文清公。薛瑄自幼随父研习儒学，一生为官，刚正不阿，清正廉洁，官至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晚年，薛瑄在故乡河津老城（笔者注：旧址在今河津莲池公园，公园中的文清阁就是为纪念薛瑄在老城讲学而建）南书院讲学，培养教育了一大批有成就的弟子，创建了明代著名河东学派，其影响北方诸省，蔚为大宗，被称为“北方的朱学”。史书记载“四方从学者日众，至市馆不能容”。这足以说明薛瑄学问和人格的魅力。薛瑄死后，朝廷诏批从祀孔庙，称先儒薛夫子。
山西大学堂创立于1902年，设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堂之一，和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一道，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探寻山西大学旧址碑刻中河津这些先哲的故事，作为一名河津人无不为河津深厚的文化积淀骄傲自豪，也无不为河津这些先哲鸿儒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卓越贡献而景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近年来，在河津这片文化沃土上，教育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中高考升学率连年创新高，取得骄人业绩。今天，我们挖掘河津先哲的故事，就是要增强文化自信，学会在传承中讲好龙门文化故事，汲取龙门文化力量，让西河桃李誉满天下，为全面建设开放智慧绿色文明幸福新河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撑。
庄东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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