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枣花情_王 亮
时光进入“秀女下床”的麦黄季节，枣花就开了。这时，干枯了一冬的枣树已抽出了长长的叶梗，片片绿得碧翠又明媚的叶子仿佛出征的将士，已一队队地有序排列在了叶梗的两侧，而鹅黄色的枣花儿就在这些叶与梗的腋窝间，密密茂茂、簇簇拥拥地盛开着。那细碎的花蕊，宛如粒粒小小的水晶，娇柔地点缀与环围着花心。
我一直觉得，枣花是朴质的、含蓄的、内敛的。在姹紫嫣红、百花斗妍的时候，无意争春的她们，犹如十九世纪乡间的少女，颔首、低眉，娇羞地躲在季节的身后。待到初夏来临了，才悄悄地探出头来，静静地，不作任何渲染地在枝叶间开成一种繁盛。就连那花香，也如若怕受到外界惊扰一般，清淡得若有若无，似乎只有深深地屏住呼吸，才可以隐约嗅到。
而女儿却说：这点点绽开的小小枣花，像极了夜空里的小星星。这些顽皮的熊孩子们定是厌倦了浩浩长空的寂寂黯夜，才趁着大人们的一时疏忽，成群结队地偷偷溜到了人间疯玩。后来实在是玩得太累了，就干脆一个个挤眉弄眼、你拥我挤地嬉闹着栖息在了枣树的枝头。而那些似开未开的枣花骨朵应该就是那些玩着玩着就睡着了的星孩子，他们睡梦里也在开心地笑着。笑着笑着就开花了，笑着笑着就结果了，笑着笑着就长大了，笑着笑着就成熟了。
听小女一番童稚的奇言妙语，再细细观察枣花儿五角样的星状，觉出小女所云还真有些道理。于是，也让我越发喜欢上这些如小米粒一样朴素的枣花儿。
其实，我对枣花的格外垂爱，很大程度还源于对一份报纸的一个栏目及栏目编辑的感念与深情。
时间上溯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中国文学艺术百废方兴。在生我养我的偏僻小村，精神生活的贫瘠与荒芜是今天的孩子们任凭怎样也无法想象的。喜欢看闲书的我常常为了一本刚借到的或有头无尾、或无头无尾的“课外书”，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彻夜不眠。而作为党报的《运城报》，则是我所在环境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报刊中比较容易看到的一种报纸。之所以爱上这份报纸不仅因为我家旁边的大队部里常年订阅着一份这样的报纸，更因为该报有个名为“枣花”的文艺副刊，我深深痴迷于其中刊登的一篇篇豆腐块文字和“一袋烟小说”。有时候，一篇文章反反复复看过来看过去地还不过瘾，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用剪刀剪下来，工工整整地贴在用过了的塑料皮的笔记本里收藏，以备之后再阅读。
真正与“枣花”结下深厚情缘是在1984年冬，那年我15岁，在一所刚刚成立的职业中学的写作班就读。说是一所职业中学，其实就是一个废弃了的镇办农场。在把一间间破败的办公室的隔墙拆除打通之后，我们有了一间大的教室和两间小点儿的宿舍。我和我的来自全地区的二十来个酷爱文学的同学，就在这里开始了学习写作的生活。
当时的职业教育也才刚刚起步，一切都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创办这个写作班几个月了，我们甚至还没有自己专门的教材。除去偶尔邀请县里的知名作家为我们讲讲课、打打气、加加油之外，大多时间我们仅是在一种执着的热爱支配下，自己阅读与练习写作，前途显得迷惘又空茫。
也是在这个时候，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开始尝试将自己鼓捣出的一篇拙劣的小小说《晶莹的露珠》投向了“枣花”。而意想不到的是，不到一个礼拜时间，习作竟在“枣花”版变为铅字刊登了出来。更想不到的是，一个月之后的一个暖暖的中午，“枣花”版的编辑杨星让老师与吴芳林老师竟乘坐小船一样颠簸的长途汽车，历时4个多小时，几经辗转倒车，从几十公里以外的运城来学校看望我们。
正是吃午饭的时间，同学们一人端一碗白菜萝卜清水炖，围蹲在一起准备吃午饭。因为提前没有得到任何报社记者要来的消息，学校没有一点接待准备。在那个年月，就算作准备了也多是添两个凉拌的素菜罢了。就这水平，远离村庄的我们学校短时间内都难以做到。仓促间，我们的校长邓英奎老师与班主任范志和老师显得手忙脚乱。而杨星让老师和吴芳林老师则毫不见外地笑着说：“那么麻烦干啥？大清早起来，一路马不停蹄地折腾到这儿，肚子早已经在咕咕叫了，就遇啥吃啥吧！”两人说完分别就势接过一碗白菜萝卜清水炖，加入到我们的圈子，与同学们一起蹲在地上吃起来，一点不嫌我们学校简陋条件次，一点没怨我们招待不周饭菜差。吃完饭，两位老师又与我们共同围坐在教室里，谈文学、谈写作、谈理想、谈前途，谈得最多的是对每个同学的鼓励。这次，两位老师与我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共同生活学习了三天时间，走的时候带走了同学们几十篇习作。回到报社后，杨老师即写了一篇有关我们学校的报道——《希望，从这里升起》，发表在《运城报》，并连续在“枣花”版为我们学校写作班的学生刊发了两个习作专版，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永济职业中学写作班由此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杨星让和吴芳林两位老师的个头都不是很高，看上去有173厘米左右的样子。杨星让老师当时三十出头，戴一副金丝细边的眼镜，青春、清瘦、儒雅又朗俊；吴芳林老师年龄似乎稍大些，脖子上总挂着一台带牛皮盒子的照相机，模样敦厚、朴实又干练。见他们第一眼的时候，我与同学都觉得他们这些来自大地方的编辑、记者应该很是高深莫测、难以接近。可几个小时毫无架子的促膝交流过后，两位老师迅速地走下了神坛，变为了贴近我们生活的可亲、可爱又可敬的邻家大哥。
他们就像亮在沉沉暗夜里的灯火，让迷失在茫茫瀚海的我与同学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给了我们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坚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与信心。如果，你不是从那种闭塞又落后的时代走过来的人，再如果，你从没有过那种踮着脚尖也看不到未来的无望经历，你都是怎样也不能够理解两位老师对于我与我的同学们乃至我的老师们是一种怎样的鼓舞和鞭策。
在两位老师的指导和激励下，我与我的同学的习作开始陆续在《运城报》“枣花”版及全国各地各种报刊上发表。1985年6月，16岁的我在《运城报》同题小说《村前的路》征文比赛中获得二等奖，我的同学王杰同时获得三等奖。此次奖赛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6名。1986年6月，我的儿童小说《“背带裤”带来的麻烦》在《小学生》杂志全国征文赛中获得特等奖，杂志社为获特等奖的5名作者组织了为期10天的免费旅游。同时期，我的同学杨杏的习作也在《少年文史报》举办的征文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应编辑部之邀在甘肃的丝绸之路旅游。一时间，写作班里捷报频传。仅一年多的时间，我的同学们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各种体裁的作品500余篇。1988年，我的两位同学王杰与安武林同时被山东大学中文系破格免试录取。
其间，杨星让老师又多次带其他报刊记者来我们学校调研采访，为我们这些农村娃宣传呼吁，以改善我们恶劣的学习环境，争得全社会对我们努力的认可。他还与同学们建立了长期的书信联系，指导同学们的生活学习。同学们都把他当作值得信赖的老师与兄长，喜欢与他交流和沟通。就是我个人，每去运城，哪怕是绕道，也必去报社看看他才算安心。
即便是时间过去了好多年后的今天，当年写作班的学生，有成为人民日报社记者的、读了文学博士的、做了中文教授的、成就为中国儿童文学大咖的；当然，也不乏像我一样虽没在文学的路上走多远，却一生因不弃对文学的热爱而内心相对丰厚、生活相对充实的平凡人。每每我们在一起相聚，忆起当年校园生活，还是难免会谈到杨星让老师，谈到杨老师对我们这些当时在生活底层苦苦挣扎的少年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位现在已经在北师大做客座教授的同学说得好：“其实，好好想想，那时候我们这些写作班的学生就像一株株春天的枣树，凭借着一腔对文学的热爱，虽迟迟才爆发出嫩嫩的幼芽，却因为非常幸运地遇到了杨老师这样的好园丁的热忱关爱和精心呵护，才有了我们小小的枣花黄，才有了我们累累的果儿香。”
如今，又是一年枣花盛开，依然清瘦、儒雅的杨星让老师却已是满头华发。
而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如杨星让老师一样甘为护花绿叶的仁士与恩师，才有了所有小小枣花夏的绽放与秋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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