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关于《西厢记》的文章（下）
转眼到了1993年2月下旬，中国西厢记研究会正式成立，我接到了邀请，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同时参加了“全国懒棉花栽培技术推广会”“永济县在京人士振兴家乡联谊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李雪峰、裴丽生、陶鲁笳、王谦等山西的老领导，还有红学家李希凡等著名学者。会上宣读了王季思、张庚、郭汉城等先生的贺信。李希凡还讲了话。他说：《西厢记》是《红楼梦》的前辈，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把爱情写得如此成功的杰作。《红楼梦》许多地方借鉴了《西厢记》的艺术。但是今天看来，王实甫要比曹雪芹幸运。山西可以举全省之力来支持办这样一个盛会，而曹雪芹在北京却没有这个福气。在这次会上，吴晓铃先生当选为研究会会长，我也有幸被推举为理事。会议聚餐时，研究会组联部部长程作人先生说：“王先生，你可能还不知道，你是吴老亲自推荐的四名理事中的一位。吴老几次夸奖你，考证一个字的读音写了五六千字，很见功力！”我连忙说：“哪里，哪里，可不敢当！”饭毕回到房间，地区文化局周庚局长和地委办杨洪杰主任好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没什么！过去和吴老也不熟悉，不就是一篇文章么！”
那天吴老身体不适，没有出席成立大会，会后第二天（2月27日）上午，我专程去家里拜望他。
吴老家住在宣武门内大街校场头条胡同47号。院子不大，坐北面南有一座二层小楼，院子里有两棵合欢树。屋里正面是一张中式桌子和两把太师椅，桌子的上方挂着李苦禅手书的“双棔书屋”四个大字，下面是吴老的夫人石素真女士和周恩来总理、巴基斯坦总统的巨幅合影照，两旁是《四部丛刊》“经、史、子、集”四个大书柜，靠墙堆的都是书。吴夫人正在旁屋里看书，出来向我打过招呼，送来一杯热茶，我连忙站起来道谢。吴老告诉我，夫人也在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工作，研究印度文学、孟加拉语。1956年巴基斯坦总统来访，周总理亲自点将请她陪同做翻译，当时留下了这张照片。2010年夏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胡小伟先生来运城开会，我们一起闲聊。听胡先生讲，吴老和石素真夫人抗战期间在印度讲学时与尼赫鲁家族颇多来往。1954年尼赫鲁总理访华时，其子女还特地到家中看望过他们夫妇——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吴老与侯宝林先生关系很好，因为头一天侯先生刚刚去世，当时广播匣子里正播放讣告，于是我们谈起了侯先生。吴老很动感情，说侯先生是一代宗师，他把相声这门艺术来了个脱胎换骨的改造，把它净化了，提高了品位，这个贡献是前所未有的。吴老说：“我和侯先生来往较多，他先后来看过我十三次，我也多次去看他。他特别善于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一次我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还问我：腊月为什么叫腊月？八蜡庙是干什么的？他没有上过什么学，但勤学好问，掌握了丰富的知识。有一次，因为一个法国文学典故弄不懂，还让我专门带着他，步行上家里找了李健吾先生请教。对罗常培先生等，他都拜为老师，向他们学习语言。”吴老说，侯先生一生胸怀磊落，光风霁月。“文革”时受了冲击，他最喜爱的徒弟对他不好，要和他划清界限，侯先生十分伤心，想不通。但后来徒弟有病，他还是去看他，原谅了年轻人。
吴老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又是语言学界前辈，还是著名的藏书家、版本学家。他曾与钱钟书先生、余冠英先生等一起编写《中国文学史》。他校注的《西厢记》于1954年问世，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西厢记》全注本。我最初读这本书时，曾为他对佛经词语注释之详瞻所倾倒。后来知道，他精通英语、日语、梵文、印地语等多种语言，在印度讲学获荣誉文学博士，在巴黎大学获荣誉哲学博士，曾任教于北大、燕大、西南联大，1950年以后任中科院语言所研究员、学术秘书，文学所研究员，是一位中西兼通的学问大家。他早年师从胡适、罗常培、李方桂等学术大师。我想起头两年在《中国语文》上看到过他写的悼念李方桂先生的文章，便问起具体情况来。
吴老讲：“李先生是你们山西昔阳县人，是四个华裔国际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林语堂；赵、李都曾任美国全国语言学会会长，赵被誉为汉语语言学之父，李被誉为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罗曾任中科院语言所首任所长、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林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文组主任、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之一。1983年，我到夏威夷讲学，先生也在夏威夷大学任客座，我几次去看望老师，留下了不少照片。1987年8月我到美国访问，北方昆曲剧院的洪雪飞、韩建成也在美国演出。（李与夫人都是著名的昆曲票友）正赶上李先生住院，我们去看，医院不让进，送花也不让。当时先生做了开颅手术，本来说没问题，不想就没有活过来。后来开追悼会，我代表社科院、语言所、民族所送了花篮，参加了追悼会。台湾一位大学校长在会上讲话，说李先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终身院士，但台湾没有表示，而大陆对李的逝世却是这么重视。回到北京后语言学界举行追思会，我向大家汇报了丧礼的情况。”
那天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不觉就到了十一点多钟。看过表我赶忙站起来告辞。到了院子里，大概想起在永济时我问过他的书屋为什么叫“双棔书屋”，吴老特意指着院里两棵合欢树说：“这就是棔树，我的书屋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吴老一直把我送出院门外，握手话别。我说：“今年十月份语言学会在北京开年会，我到时争取再来，再向老前辈们学习一些东西。”吴老摇摇头说：“王先生，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老前辈’了，语言学研究要靠你们挑担子了！”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校场头条47号，回到山西后给吴老写了一封信，再次感谢他对我的鼓励和提携，也请他多多保重！
这年10月，中国语言学会第九届学术年会在北京如期召开，我因主持单位工作，筹备改刊出版日报，脱不开身，未能去北京出席会议，也失去了再次向吴老请益的机会。当时按学会要求，向会上递交了一篇论文《“匈奴呼天为祁连”考》，文章题目登在当年第六期《中国语文》上；全文刊发于《晋阳学刊》，《新闻出版报》还发了文摘。1997年文章获山西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995年3月，敬爱的吴老与世长辞了，享年82岁。从《光明日报》上看到消息后，我十分悲痛。于是找出过去的笔记，草写了一篇文字，追忆了我们短暂的交往，心里一直铭存着对他的怀念。
王雪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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