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去，没有告别 散文 永济人 张建群
每周六，我回去看望父母，返程前，腰身已有些佝偻的母亲会倚门而望，喃喃地说：到了之后，来电话。父亲则会昂然而立，挥挥手朗声说：注意身体。我常笑母亲的迂与父亲的不合时宜。回运城，又不是回海外，为什么回到家非要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路上没有千山万水，更没有沟沟岭岭。心里这么想，但口上也答应着：噢！父亲的叮咛，我更觉得有些可笑。我是他的女儿，最小的女儿，似乎还没有到应该注意身体的时候，他这样的话语，让我的心头有些小小的不悦，我们还这么年轻，日子还如此悠长。你这样的话更应该送给老友或者平辈的亲朋才对。
然而，日子如此悠长，又如此倏忽，清明节那个周六，我弯下腰，对坐在沙发上的父亲大声说：我回呀！已经语言不清的父亲仍然努力地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我说：爸，你是说，注意身体，有时间常回来吧！父亲努力地点点头，神情像个认真的孩童。
我永远也不会想到，那是此生与父亲有一定互动意义的最后一次告别。此后，我再去看望父母，父亲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没有语言，甚至意识也很少清醒。无论我再去哪里，无论他要去哪里，我们之间注定已没有告别，永无告别！
我是父亲的第七个孩子，在他的生命中，我应该是个不起眼的存在。因为在我的前边，已有一个哥哥和五个姐姐。对于人间之势后知后觉的我，在一九七三年的数九寒天，挤着赶着来到父亲身边。我与父亲的缘分比较特别，此前，母亲生养我的哥哥、姐姐时，父亲多不在家。他是个默默无言的小教师。听母亲说，因为家庭成分不太好，父亲在外工作兢兢业业、小心翼翼，几乎总是逆来顺受，从来不争不抢。哥哥姐姐的出生，他还在他那个卑微却重要的讲台上，认真地板书、高声地诵读。在他周末到家时，发现家中的炕上多了个婴儿。情形大约如此，而我，作为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孩子，我出生的那天，恰逢节假日，父亲稀罕地在家中。当接生的三奶奶将我抱在怀中，准备往炕上放的时候，向来话语很少的父亲忽然认真地说：三娘，把伢儿放在炕里边，里边热。
三奶奶有些吃惊，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大约对旁观者的指手画脚都有些小小的不快。好在三奶奶道行了得，她对平时沉默的我的父亲可能也并不反感，因而当他听了父亲的话后，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呀呀嘿！伢安国真是个好性儿，第六个闺女啦！还这么心疼！行行行，把你伢儿放在炕里边，放在炕里边。
这段往事，我当然是听母亲说的。父亲一辈子脸“训”，不知是因为家庭成分还是教师身份，他不苟言笑到了令人敬而远之的程度。他的刻板也曾经让我大大地不以为然。自从我肩负建群使命，被抱养到舅舅家后，对他更是心怀怨忿。他几乎从来没有对我表达过爱宠，春节发压岁钱，他总是一张崭新的一毛钱，与别的孩子一模一样。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张绿色的两角钱，或者像母亲那样，悄悄地避开众人，塞给我一张紫色的伍角钱。从来没有，父亲在我小时候，离我是远的，一点儿也不亲近。
然而，我从高市被抱养到青台，却又是最费周章的。因为当年35岁的父亲，好像忽然父爱爆棚，他死活不同意将我送到青台。深层原因不可追，但父亲对襁褓中那个胖乎乎的大眼睛丫头表达了最真切的挽留。
他沉着脸坐在屋檐下，就是不松口。而我的血缘上的舅舅，未来的养父坐在院子里的桐树下边，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得不到父亲的一句允准的话，他去也不是，留也不是，进退两难，尴尬万千。母亲看出了弟弟的难，积极为他寻找台阶说：你来抱伢儿，对伢儿也没有个亲气儿，你去抱抱她有什么不好！舅舅赌气地说：我不抱，我将来死了让狗拉呢！
一句话说出口，母亲大放悲声，她连哭带喊地对父亲说：我娘家缺啥呢？啥都不缺，不就是缺个孩子么？我给你们屈家疙疙瘩瘩生了这么多孩子，这最小的一个为啥不能给我弟弟！
父亲心疼母亲，他不善表达，无奈地挥挥手，意思是：去吧！抱去吧！
那是父亲与我的第一次告别，从此，一岁多的我离开了他，走进了另一个陌生的家庭。
再见到父亲，他已是客人。来到青台村，他的岳母家走亲戚，对我，并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甚至连多看我一眼都没有。无言地告别，他好像在心中已将我彻底放下。父亲从不纠结，不患得患失。这是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才了解到的，可惜我没有受到这种正面的影响。父亲来岳母家做客，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脖子上的风纪扣都系得严严实实。脚上的步鞋是崭新的，有了皮鞋后，他的鞋又总是有奇怪地光亮如新。父亲讲究，严谨，这是从衣着上传出的信息。
人生的最初，我与父亲家有大片的空白地带，直到一九八七年，我因为严重的胃病，从栲栳中学转学至父亲教书的城镇中学，如今它已更名为逸夫中学。在栲栳中学时，我吃的是大灶上的大锅饭，加了重碱的黄馍，一天三顿的水煮菜，吃倒了我的胃，我一吃东西便吐酸水，又大又白的氧化铝片子吃了许多，还是面黄肌瘦。父母亲决定将我转学至城镇中学，到父亲那里吃父亲用小小的蜂窝煤炉子做的小锅饭。城镇初中，听起来与栲栳中学是一个级别，可那毕竟是在县城的。为了免去几十块钱的学杂费，父亲去向校领导说明，这个姓张的孩子也是他的女儿，是跟着他妻子姓的。其实是跟着他妻子的娘家姓的，父亲笨拙地向领导解释，领导转着眼珠看着父亲认真的面容。父亲受了多少窘迫，我不能想象。我像个沾了别人光的不光彩的人一样，总算是免了些学杂费，在城镇中学上了学。
父亲的脸上从没有笑容，做出来的饭却是令人笑逐颜开的。早上是普通的菠菜面汤，中午是平常的连锅面。巧手的父亲竟然会和面擀面，他擀的面又薄又匀，光滑香美，让我在最后一节课时常常走神，想象那教师居住的小巷子里飘出的葱花香，有一缕是父亲炒出的。
跟着父亲吃了月余小锅饭，我的胃病便好了。扔掉了难以下咽的大白片子，我的脸蛋又红润了起来。
跟着父亲读书，好在我的成绩还不赖，名字总在大红榜的前面，父亲对我便还客气吧。至少我这样认为。他又不爱笑，又不爱说，我只能如此合理想象。
我喜欢吃父亲做的饭，喝父亲做的汤。简单的菠菜面汤，做起来也是有讲究的，搅面糊时必须慢慢加水，从稠搅稀，这样的面糊倒在锅里没有疙瘩，面汤喝在口中是光的。这是父亲教我的，他常常对我的粗枝大叶有些不满，但他从来也没有说过什么。我们之间有过一次冲突，那是一次饭后的洗锅。我洗着手里的面汤锅，父亲站在旁边说，锅沿、锅盖、锅底都要洗干净。我那时总觉得自己十分聪明，什么也能干好，对于父亲在旁边的絮叨十分不满，便将锅往地上重重地一放说，你再说，我不洗了。
父亲一愣，随即说，是这一次不洗了，还是永远不洗了。我脖子一挺说，永远不洗了。父亲气得一抬手将桌子上我的一摞书往外一推说，那你走吧！我抱起书佯装要向外走，偷偷瞥父亲的脸，他气得满面通红，眼睛里几乎都闪动着火光。谢天谢地，忽然间上课铃响了，父亲拿起教案和粉笔盒快步走了出去，我也抱着书摞冲向教室。中午回来，父亲阴沉着脸，已经做好了香喷喷的连锅面，为我盛好了一碗。父亲再没有赶我走，我知道，他希望我读成书，上成学，将来走出黄土地，有一个光明的前程。
在父亲那里读了近三年书，印象深的是父亲的沉默、乐观、细致和对艺术的热爱。早春，父亲从市场上买上新鲜的头刀韭菜，洗净、晾干，切成半寸长的段儿，调上香油、盐和永济有名的张营米醋，那味道真长啊！我们父女俩坐在那办公桌与饭桌两用的桌前，我吃得满脸流汗，感觉就像吃到了整个春天的物产，吃到了山珍海味和最高档的席面。
中午时间相对充裕，父亲吃饭时喜欢将桌上的录音机拧开，他最喜欢听张秀芳的《骂殿》，听了一遍又一遍，边听边赞扬，说，你听听这唱得有多粘板！
2002年，我从运城人民广播电台转至运城日报社工作后，在专版部最早采访的人物便是张秀芳老师，父亲对艺术的热爱无疑影响了我，他在俗常的生活中完成了对我艺术教育的启蒙。
读书生活是紧张而相对枯燥的，父亲每周要回高市去帮母亲干些简单的农活。每次来他都会背一袋子母亲蒸好的馒头，我们父女俩在平时馏好可以饱腹。两年多的时间，是我与父亲相处较为漫长的时间。但父亲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从来不说一句多余的话。让我对他又敬又怕，又近又远。
中考结束后，我和同学们一起估了分。满分600，我对着答案，估出了553的高分。将分数报给班主任后，我忽然又忐忑起来，跑到父亲跟前急急地说，爸，我觉得自己估得太高了，分数出来后如果没有这么高，人家是不是会笑话我呀！父亲依然沉着脸，正色道：这有什么好笑话的，估下多少就是多少，不要再想了！
我听了没有说话，心里却觉得父亲，毕竟是父亲，在他心里就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得住他。这是我对父亲油然而生敬意的第一次。
我后来才知道，在我跟着父亲上学之前，我的五个姐姐还有两个表姐都跟着他读过书。每次他向校领导开口说要将自己的女儿转来时，校领导总会睁大了双眼说，又是一个女儿。安国！你的女儿可真多呀！
我跟着父亲读书后，有一次去班主任李老师办公室送作业本，另一位老师恰好在那里说话，李老师对那位老师说，这是屈老师的小女儿，你看像不像。那位老师说，噢！这鼻子和嘴都有些像屈老师！像！
一听这话，我的心才放回了肚子里。我与父亲不同姓，总觉得已经给他添了麻烦，相像的面孔总算是给我挣得了一点儿勇气，我跟着父亲不那么窘了。
后来中考成绩出来，我考了547分，大红榜贴在县教育局门口，我的名字排在榜的老前边。父亲为我报了北京铁路电器化学校。可惜因故未能如愿，但在多年后我去小过远村玩，还有人说，建群，你不是去北京上学了吗？我知道，尽管梦想未能实现，但我的中考成绩也曾经给了父亲淡淡的喜悦。
此前，大哥建平于恢复高考第一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五姐建聪考入吉林工业大学，我虽然没有他们优秀，却也没有给父亲丢人，去运城上学后，我悄悄走出了父亲的生活。与父亲一别经年，再与他相处时，我已年过不惑，而他也八十多岁。
父亲退休后，与母亲照顾我年迈的祖母，一直将她老人家奉养到九十七岁高龄。养老送终，承欢膝下。在家属院里，我九十多岁的奶奶和父母亲是和乐的一家人，也是让不少人羡慕的一家人。父亲的心都在祖母那里，他虽然不喜欢说笑，对祖母却是格外的好。每月定期给祖母零花钱，为她老人家买山楂糕和瓜子，买糖果和时令水果。
十年前，祖母去世后，父亲和母亲有了时间，两个人跟着推销保健品的公司，去过山东、内蒙，骑过骆驼，走过沙漠。快八十岁时，父亲还用摩托车带着母亲去位于永济县城北郊的菜市场买菜。他们，曾是身边多少人羡慕的人！姐姐们担心他们被推销保健品的骗去钱财，又怕他们外出身体吃不消，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拦，父亲和母亲无奈坐在了家中。尽管这样，几年前，电梯停运时，他们两个人还爬过十八层高的楼梯。我从来没有想过父亲会老，会病。他总是那样身板笔直，又喜欢在公园里散步。我想，他应该是与公园里的树永远同在的。如此自律，又如此热爱生活的他，怎么会病，会老？
然而，父亲慢慢地老了。
女儿去外地读书并工作后，我的生活里有了大片的空闲。我有了时间去陪伴父母，每周六，我尽量回到他们身边。我为父亲理过一次发，他浓密的白发累得我满头大汗。虽然发型经我手后，像电影中的南霸天一样怪异，但父亲却一句抱怨也没有，他逆来顺受着女儿们的照顾，从没有半句怨言。
我每次去吃过中午饭便要回去，偌大的单元楼里，父母亲相对而坐的时间越来越多。父亲又总是沉默，他越来越沉默，常常躺在床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
静态的生活吞噬了父亲原本健康的身体，父亲一天天的衰弱。而我后知后觉，总想象他是一棵不老的松树，再孤独再寂寞，也会屹立不倒，永远陪伴我们。
我对父亲敬多于爱，因为他的严肃与沉默。然而我不能理解的是，他有那么多的学生对他却是如亲人般爱与敬。难道父亲对学生们的感情多于对子女的？如果不是，那么，多年前，他在过远村教过的学生郭大鹏、侯永学，在他退休后，接上他与我的母亲，一起去解州关帝庙旅游。在手机还不太流行的年代，郑重地用相机拍了照片，冲洗好后送给了他。照片上，我发现，除了两个学生，还有两个学生的妻子。他们簇拥着我的父亲母亲，像一家人一样亲切温馨。父亲的学生吕益民，曾经在京城一个重要的金融部门供职，专著出版后，他回乡时将著作认真地送于我的父亲，在书的扉页上工整地写下了：请敬爱的屈老师批评指正的字样。那笔迹工整与漂亮让我惊叹。母亲悄悄告诉我，益民是我父亲的得意学生，当年父亲写一手工整漂亮的板书，带了不少写字好的学生呢！
父亲沉默而知足，学生们对他感恩的不少往事，他从来没有向我们说过，倒是母亲曾经欣慰地对我说：你爸一辈子样样通样样松，我并不以为他有多么了不起。然而，他的学生都对他很好，这让我好奇怪。在街头吃个早点，有学生为他买单，看个电影，有人为他买票。这，对于你爸那样沉默的人来说，也是难得。
我于是知道，有不少父亲的学生感念着他的好，这种好有时比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更加纯粹。
以世俗的评判标准，父亲最高的位置也只是一名小学校长。他担任过二十年的毕业班班主任，同事们愿意与他搭班，说他能镇得住学生。我想，父亲的镇，除了他的严肃，更源于他的认真。他在工作上不争不抢，从来没有在职务上得到什么晋升，我想，如果我有父亲那种淡泊与笃定的性格，可能会更开心更幸福。
父亲能书善画，能唱会弹，写标语、写对联，写墙报，父亲手到擒来，常常，他站立于黑板报前出墙报，会引来不少人围观。我从人群旁悄悄走过，心里常常悄悄地喜悦。父亲做事情有长性，他是靠谱的朋友、同事、老师……
父亲在多年前为同事家过事帮忙，三四天忙下来，回家竟然突发脑梗。虽然救治了过来，但是留下了些后遗症，为他晚年的昏睡埋下了隐患。
４月14日凌晨，朦胧的晨光中，我看到父亲戴着黑色的礼帽，穿着他最喜爱的黑色半大衣，还有黑色的裤子和鞋，匆匆从我的眼前跑过。还是城镇初中教工家属区那个窄窄的巷口，父亲走出巷子口，快步走向一个光明的入口，入口那边是教室，是花丛，还有高高的桐树。我赶紧快步追了过去，却怎么也追不上。焦急中我睁开眼睛，窗外的微光映着手机屏幕上的数字：５：０５分。
我匆匆赶回永济，父亲在医院已陷入深度昏迷，他再也没有认出我，再也没有说一句话，再也没有嘱咐我注意身体，有空常回家看看。
２月下旬，我去看望父母，父亲为我冲了一杯蜂蜜水，那是他爱喝的，我一饮而尽，感觉真甜。３月中旬，我去看望父母，父亲为我倒了一杯红茶，那也是他最爱喝的。我皱着眉头说，不想喝！母亲见状大声说，伢儿不爱喝茶，你不知道吗？父亲默默地看了母亲一眼，将茶杯挪到了一边。我不知道，那是父亲今生为我倒的最后一杯茶，此后他再也不能为我送上沉默的祝福与关爱……
我家门外，蒲园的花开得正好。父亲喜爱的蔷薇开了，有淡淡的香。紫色的鸢尾花开了，颜色像父亲的画一样鲜亮。父亲躺在床上，仍然处于深度昏迷中。他与这春天，离得如此切近，又这样遥远。南边不远处，是父亲常常眺望的雪花山。父亲那次住院，病房在北面，他望向窗外，吃惊地说，不得了了，那山不见了！
我们都笑父亲。父亲，我想，你一定能醒过来，坐上轮椅，让我们推你去美丽的蒲园，望家乡高高的山，还有云彩。
张建群 永济人，资深记者。山西省散文学会运城分会副会长，《运城晚报》副刊中心主任。出版有《面孔 一个记者的采访履痕》《河东访古》《青台》《河东历史上的文化背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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