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之美—黄士陵《末技游食之民》
004黄士陵《末技游食之民》
黄士陵“末技游食之民”
在清代晚期的印坛上，把黄士陵和赵之谦、吴昌硕并称为三大宗师，应该是争议不大的。三人年龄处于大致同一年代，印学历程也基本相似：早岁临习浙、皖等流派印，并对吴让之等时彦印风作过一定的研究，继而溯源于古玺汉印，最后“印外求印”。然而他们各自的印学主张和篆刻风格却都能标新立异。
末技游食之民一印充分体现了黄士陵的艺术理念和风格。六字排列疏密有致，末字、民字与之字的几处留红遥相呼应，盘活整个印面的虚实灵动。此印用刀遒劲含蓄、悠悠不迫，线条细而圆浑，雍容大度，似出汉将军印而稳健过之。
整方印在平易正直中寓巧思，在挺劲流动中寓秀雅，在光洁完整中求古穆。文字布白着力追求自然体势而不作怒张异态，运刀则在挺劲峭利、简练平实中体现圆腴丰厚。以恬静的基调融人险绝、灵动的变化，善于在平淡无奇的印面中通过恰当的夸张，达到化静为动的效果。但这一切都复归于浑然无迹，从而表现出端庄雍容的气象。
如果深入加以分析，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首先得力于他将吉金文字与汉印文字及其布局规范有机地自然地统一于方寸之间，他并未“纯粹”，然而他将看似相违的文字体势调和得无迹可寻，达到更为高层次的纯粹。这是黄士陵超越前人的独到之处。他的弟子李尹桑曾说：“悲庵之学在贞石，黟山之学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但又不仅仅如此。黄士陵的卓越之处是将吉金与贞石，三代与秦汉揉合为一，形成了特有的印文体势，没有深厚的学养和驾驭文字的高超能力这是不可想象的。
印风的形成，和印家的学识、审美偏好有关，亦和印家的生活经历、性格有关。
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三位篆刻大家的生平、游历有不少相似之处。因为他们都出生于晚清内忧外患的时代，当时的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战事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赵、吴、黄三家亦因此家境逐渐破落，都于二十岁左右离家外出谋生。他们幼年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鬻书卖印正是他们当时较为合适的选择。这为日后精研篆刻艺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赵、吴都有积极的入世思想，都曾做过一段时间小官，相比而言，黄士陵的入世思想要比赵、吴二位平和许多，这也许和他的生***恬淡有关。关于黄士陵的生性与处世方法，我们可以从他仿陈曼生所刻的“心香”印款中得到认识：“不乱财手香，不邪淫体香，不狂语口香，不妒忌心香，云间陈眉公奉此四香，以颜其居，予谓手与体尚是外境功夫，惟居心恬淡，摒除嫉妒，具见真学问，因检匣中旧石篆‘心香\'二字以自励焉”。如此认识，反映了他生性温和，热爱宁静，甘于平淡。这也直接影响他治印的审美观：清峻雅逸的印风中存在着静谧的趣味。
黄士陵的生活经历似乎可以从末技游食之民一印中得到反映：末技游食之民原指工商业者和不劳而食的游民，末技游食之民出自汉贾谊的《论积贮疏》：“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在这个印里，黄士陵把自己自况自嘲为不勤于事，素餐游手，靠点小手艺混迹于市井之中之人。
末技游食之民一印的边款说的更为清楚：“陵少遭寇扰，未尝学问。既壮，失怙恃，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计，溷迹市井十余年，旋复失业，湖海飘零，籍兹末技以糊其口。今老矣，将抱此以终矣，刻是印以志愧焉。丙申夏六月士陵自记”。此印为黄士陵自用，且在印章边款中全部都是黄士陵晚年追抚往昔时自述其身世的坎坷，感叹人生的无常，由此可知黄士陵作此印时的用心非寻常印可比。
不过黄士陵却坦然面对和接受其无意仕进、鬻书卖印的生活，生性矜持，谨慎处世，因此他刻印亦不会是急于求成。黄氏性格也因此逐渐定型为“居心恬淡”，不象赵之谦、吴昌硕那样流漓奔波，经历坎坷，从而导致抑郁不平的心态。黄氏刻印也开始追求“平正光洁之美”。尤其是他晚年作品，大多如碧玉无瑕，精美绝伦。光绪三十四年，在安于“末技游食”的廉介生活中，黄士陵终老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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