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卫门书派书法的历史地位
东汉末年以来至魏晋一百余年间，我国书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时，古文、篆、隶等古体，与之相应的古法则日益衰退，今草、行书、楷书等新体新法日益发展，草书日渐成熟和独立，使书法由侧重实用性转变为侧重于审美，从而使书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在当时实用和欣赏尚无明显划分之界的状况下，卫门书派在这两方面都将书法提高到一种新的高度，并且影响了王羲之、王献之等一批大书法家，使之延续了千余年。书法艺术之形成，来源于字体变迁痕迹。然而字体变迁的事实，不是如后人所想象，篆、隶、草、真——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的线性程序，而是多分支错综交叉进行。自战国后期篆书的草化简化产生草书、隶书起，字体演变就在楷化、便化两条轨道上进行。楷化轨道上的古隶、八分、正楷，是一个相互区别的形态，便化轨道上则是变迁不定，有各种难以分类的中间形态的流。从这个流中逐渐形成定型形式，移往之楷化轨道转为正规字体。相应产生出钟、卫、索三派。
三国魏晋时期，是我国文化艺术日趋繁荣，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时期，对以后我国的书法艺术及文字的发展演变起着重大作用。中国书法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民族性和诸多的社会功能。书法艺术，应该说是一个传达情感的载体，统摄在风格构筑的理念之中，这也是区别取舍的唯一标准，是出发点，也是归宿。
卫门书派四世发扬光大，其核心是他们格调高雅的艺术追求，始终有独立的美感和认识冲击震撼着他们的心灵。最终达到自然的色彩淡化了、朦胧了，和盘托出的是自己本真的心境，去演示其浓烈的生命体验。
从他们的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出它突出的个性意识和无限的生命力。而这鲜明的个性意识，则是来自他们珍视自然，珍视素朴的灵气。那种灵明纯净、心体湛然的生命状态，不时潜入他们的艺术创作之中。深造求其通，求其通而深造。循环反复，躬行不辍，获取成功。
人格所包容的风貌、气质、情感、个性等，都是一种文化的积累、沉淀和升华。
文化创造了人，人把融入自己血肉生命的文化挥写成字，这就是所谓功夫在字外。卫门书法注重家法熏陶，同时师从(张芝、邯郸淳等)一代宗师，更重要的是精研书论做学问。如卫恒《四体书势》、卫夫人《笔阵图》千古不朽，这对卫门书法的发扬光大和对后世学书者的影响是巨大的。
然而书法艺术的境界是韵胜高度。这正是经受卫门书派长期影响的晋代书法的时尚——“晋尚韵”。马宗霍《书林藻签》云：“夫韵与度，皆须求之于笔墨之外也。韵从气发，度从骨见。必内有气骨以为之干，然后韵敛而度凝”。
正如同王羲之为人以“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的容姿风貌内涵着“清贵鉴要”骨气高爽的精神实质一样，其书作的流美冲和雅致高逸，也内涵着清峻坚韧的骨力和精气弥漫、浩然沛然的生命力。用今人话来说，王羲之的书法应该说是他生命的轨迹与人格精神的审美写照。
从人生态度上来推崇东方文化之静默之美，那是因为它有思辩和体悟之内涵，自古至今皆如此。
从三国至魏晋，卫门书派名冠当代，为书学大宗，从卫觊到卫铄四代书法大师，名声闪耀于古今，他们的理论巨著，岂非思辩和体悟乎!当代书坛，虽不乏父子能书的书法世家，但却没有卫氏祖孙这样影响巨大的书法家族。中国人的门第观念很强，虽说六朝时期的士族阶层己腐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在整个古代史中，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无不与一个个有传统家学的“书香门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魏晋时期的艺术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强调个体的才情品貌的重美轻善的倾向，便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人的自觉、美的自觉的解放意义”。故这个时期，称之为魏晋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之后的第一次人的思想的觉悟，淡漠礼法，放浪形骸。在此期间，文学出现了苍劲雄浑的“建安三曹”，姿情任性的“竹林七贤”“出水芙蓉谢灵运”和“田园诗人陶渊明”等极富个性颇具影响的伟大诗风。绘画有“以形传神”的顾恺之，书法有“楷书之祖”的钟繇，“书学大宗”卫门书派、“书圣”王羲之等。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代书风至隋唐以后在中国书坛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总之，两汉魏晋时代是我国漫长书法史的一个转捩性的时代。书家倍出，书体递嬗，书艺成熟，是其突出的时代特征。在这样一个变革书学传统，开创书体新风的氛围里，卫门书派同样经历了兴衰衍化的历史。遗憾的是，越千余年而下，今天我们却只能在石缝砖隙中觅拾那被历史淡漠的珠玉。
地域性，直接影响和哺育着自己的艺术特征。山西运城古为河东，位于晋西南边陲，西临黄河，南依中条，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乃黄河文化发祥地，华夏民族之摇篮。矿产资源丰富，古迹星罗棋布，系古今晋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个区域都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为华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像灿烂的繁星，构成了浑然深邃的中华民族文化之苍穹。早在三国魏晋时，河东卫门书派对后世的影响犹如群星之炬，千余年来在中国书法史上放射着不息的光芒（王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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