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书法批评?

定慧不久前，在《批评界》上读了嘉树先生的《我们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展览》一文，感触颇多。

　　嘉树先生的文笔可谓好矣，文章在嘻笑怒骂之间，扬扬洒洒，表现出了良好的文字功夫和才气，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我想大部分的读者也会是一气读完的，读后一定会有一种痛快的感觉，因为这篇近似于骂人的文章似乎说出了许多人一直想说，但又说不出来的东西，加上尖锐甚至刻薄的文字，至少在读的时候，会让人觉得痛快酣畅，真有种骨梗在喉被吐了出来的感觉。但回过头来想想，他是否真的说出了当前书法创作所存在的问题，或者说这篇文章是否可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批评，它是否就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书法批评，它是否是站在公正客观立场上的，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否真正能促进书法创作的前进与提高?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我觉得批评文章不能如此来作。虽然嘉文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展览中真真实实存在的问题，但我始终认为嘉树先生作文章的动机并不良好。换言之，即他的不满情绪过多，牢骚过多，文章一直就有一种发牢骚、说瞎话的嫌疑，而文风又失主尖刻，诸如其在文中所讲，“站在展厅里，密密匝匝的大条幅、大中堂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仿佛置身于殡仪馆，四周环悬着门生故旧的挽联，一幅挨着一幅，重重叠叠，渲染出一派悲壮的肃穆气氛。”这样的文字是不是书法批评所应有的语言，这实在是值得商榷的；至少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字不是什么好文字，是在骂人，甚至说用心险恶。其实无论全国展还是中青展，部是在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前进，它们在推动着当代的书法发展，我们只要去看一下第一届全国书法篆刻展的作品集，其中的差别便会非常清楚。当前作者的创作水平在提高，这早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如果一味地否定，我认为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立场。

　　我对当代的获奖与人展作者一直都很关注，一直想通过对当代中青年书家的研究，来研究!一下当代的书法发展史，像刘正成、王镛、石开、赵雁君、活兴华、华人德、于明泉、孙晓云、吴振立等都是我所关注的作者，因为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1979年以来二十多年的书法发展。至于八届中青展，我到北京看过，到南京也看过，对于获奖人选的作品和作者，我的看法与嘉先生不尽一样。在一等奖的作品中，齐江、何连仁、沈惠文的作品明显存在着问题，无论是从精神气质还是技法上，都无法打动观众，他们的获奖确实不妥；胡温平的那件作品，满纸燥气和浑浊之气，品格不高，气息不清。嘉树先生将李强的行书与胡书相提并论，我觉得不准确，虽然他们在处理作品的形式上可能有些相似，都用了四条的形式，但除此之外谁还能看出一点相似来呢，无论是作品的气息与格调，还是作者对技法的把握，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李强明显比胡温平强得多，怎么就能如出一人之手呢?徐海的这件作品确实有王镛书法的翻版之嫌，但作品的整体感觉还算不错，当然这样的作品最好不要列入获奖的行列，至少是获大奖的行列。至于说于明泉与曾翔，我倒认为他们的作品不错，都有着明显的追求与取向，他们在注意形式与技法的同时，还表现出了各自的性情。一件优秀的作品总是性情与技法并存的，只有性情没有技法不行，只有技法没有性情也不行。尤其是于明泉，他这次的作品已经比较好地表现出了自己独立的审美追求与倾向，如果说前两次的获奖真如嘉先生所言，可以看出在仿谁的话，这一届于明泉是在写他自己了，他正在形或他自己独立的个人面目，他的成功也正在于此。当然也有人指责他是“丑书”的代表，作品格局偏小，这也无可厚非，艺术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其实书坛非要全体向着刚阳发展，也不可能。艺术创作指向的是艺术家本人的审美倾向与理想，当然这种审美倾向与理想会有时代的影响与历史的影子．但作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最重要的还是自我的影子，于明泉的作品还是体现了一定的思想性与审美钓倾向性。曾翔的这件作品是我见到过的他的作品中最好的，当然也是当得起一等奖的，他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才情与智慧，是值得肯定的。张国辉的对联，也当得起一等奖，虽然他在处理作品时意图明显了些，在技法的把握上，还有不如意的地方。有一件作品，我想提一提，就是文永生获三等奖的作品，，这件条幅，无论是从笔墨功夫，还是气质才情，都可以列入一等奖的行列。　　对于展览来讲，入展与获奖，不能做到绝对的公平与正确，因为展览的评审做不到绝对的公平公正，而只能做到相对的公平与公正，这不仅牵涉到评委的能力与素质问题，还有评审体制的问题；而评审体制的改革也并不能最终解决全在是因为艺术创造自身的规律造成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要在王羲之与颜真卿两个人之间一定要产生第一第三，怎么来决定呢?在赵松雪与董其昌之间，也一定要分出一个优劣来，让谁来分，采用什么样的评审制度，问题一定会存在，这是艺术创作的自身规律造成的。艺术创作以形成自找风格和自我面目为根本目的，而作品的风格具有排他性与独立性，也就是“风格即人”，在风格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可比性，你怎么能认为王羲之的这种风格好，或是颜真卿的那种风格不行，你怎么就能说王羲之一定超过了颜真卿，或是颜真卿一定就超过了王羲之，这样的认识除了说你盲目与无知，还能有什么。当然技法与功夫，有优劣，但好作品必须是技法与性情相结合的产物，《兰亭序》与《祭侄稿》不都是这样的吗。如果照嘉先生在文章中所说的要注重功夫，我觉得也是存在问题的。在我看来所谓功夫无非就是技法的锤炼过程，那当然是可以分出优劣来的，功夫当然可以做到绝对的公平，但只有技法的东西不是艺术品，只是工艺，真正的艺术品必须是体现作者的情感个性与精神面貌的，功夫是需要的，但在艺术创作中它是第二位的。所以展览的评审也就只能做到相对公平而不能做到绝对的公平与公正。如果真如嘉先生文章中所推崇功夫一样让大家尽量来追求功夫的话，当代书法是否也会出现明清间的“台阁”风气呢?那可是真“功夫”，儒生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做着这种功夫，那是多么可怕啊?我想真的到了那时，嘉先生又要著文大骂“功夫”了。我觉得书法一定要注重技法，但千万不能将这种所谓的功夫或是技法放在首位，因为功夫往往会消磨人的才气写灵感。功夫是共性的东西而艺术创作的最高层次还是要表现个性的东西，当然这种个性中必须有合理的共性成分，不然也就不是真正的最高的艺术。
　　再来让我们看看评委的作品。嘉树先生在文中对某些评委的批评很到位，我非常赞同。但对于王镛、刘正成的看法我觉得还是可以商榷的。王铺无论是从艺术的理念，还是目前的创作水平，部是大多数书家包括许多当代名家无法望其项背的，他在当代书坛的开拓性创造性的创作，一定会对当今或是后世的书坛产生深远的影响。至于说到他小笔写大字，或是没有笔法，他是当前流行病的始作俑者，都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法度并不是僵化的，古人讲无法之法乃为至法，不知道这又该如何来理解呢?而且法度是需要不断地更新与创造的。在王羲之之前谁又将字写成那个样子呢?当然有人会说，王镛不能与五羲之相提并论，但我以为，王镛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与王羲之有着相似之处，都一样表现在其但开风气上，他们都引导着一种创作理念，王镛的创作理念是碑学思想的后延，并且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与完善。我想将嘉先生认为不错的沃兴华先生来与王镛作个比较，嘉先生在大贬王镛的同时，大加赞扬沃兴华，我认为这是他的无知与眼光短浅，沃兴华除了搔首弄姿的故作姿态之外，他的作品到底有多少深度可言呢?我觉得将批评王镛的话换给沃兴华倒是非常妥贴，他的用心都集中到了如何将一个字的形状写得不伦不类，这可能就是他所追求的情调与情趣吧，找却看不到沃先生在书法中表现出来的真正的情性，他的作品中所拥有的是伪情性，同样我也看不到沃兴华先生对书法有多深的理解，虽然他是历史学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有着很高的学历与职称，也有很大的学识，但他对书法理解只是停在表面而已，他缺少的是精神。他的作品从表面看tb很大气，但让入并不感到震撼与心动，而且对于他对书法的创造我以为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有他一人足矣，因为他的创作只从属于他个人，而无法扩大。他的作品也有个性，但这种只有纯个性的作品无法达到最高的境界，少的正是共性，这正是我前面讲到的真正最高的东西一定是在个性可以找到合理的性；我也想说说孙晓云先生，她对待作品每次都是非常认真的，她的作品也确实非常典雅、非常精美，水平非常高，如果她的作品中能再多些性格与情趣的东西，她真的可以当得起当代帖学创作之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