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中的“河东元素”

促进中国盐业的发展

在唐初，河东盐池出现了“垦畦浇晒”产盐法——在盐湖北边湖岸一侧垦地为畦，然后将湖中卤水引入畦内，利用阳光、风力蒸发晒制成盐。这是盐业生产工艺的重大创新，是产盐技术的重大进步，领先西方国家约1000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称其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活化石”。自“垦畦浇晒”之法问世后，运城池盐的质量和数量大幅度提高。唐代大历年间，河东盐池每年盐利达150万缗，占全国盐利收入的四分之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八分之一。明弘治年间，河东盐商刘家以运城盐池为依托，将生意一直做到两淮的海盐产区，并且与两淮大盐商阎家和张家互通婚姻，联手称霸大河南北，江淮上下。万历年间，运城池盐的产量猛增，是宋代产量的4倍多。经盐商刘家之手，陆续有数百名盐业生产能手和管理人才从河东输送到两淮盐区，把河东盐池传承久远、完整先进方的湖盐“垦畦浇晒”工艺推行到全国海盐产区，催生了海盐工艺的革命，对全面提高盐产量和国家盐税收入做出了贡献。

促进北部边疆地区经济开发

晋商是从明代的军粮运输开始起步的，可以说，晋商的起步阶段就对中国北部边疆的开发有了贡献。到了清代，晋商对蒙区的贸易，更是促进了牧区城镇的兴起与发展。晋商“大盛魁”商号的经营活动，保证了牧民日常生活用品的质量和及时供应，同时也解决了牧民畜产品的及时销售，所以在牧区很受欢迎。在西北的新疆、青海、宁夏，晋商的商业活动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也不小，在新疆伊宁一带，经商的晋商多为祁县人，他们的后代至今还有1000多人生活在那里。在宁夏银川，以晋商为主创建的“敬义泰”“天成西”“百川汇”“隆泰裕”等“银川八大家”，几乎覆盖了银川城内的各个行业。在新疆、青海经商的一些山西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同少数民族对答如流。在东北，从事经营活动的晋商人数更多，在上世纪30年代，在东北的晋商人数有数十万。

从白山黑水，到天山南北，从蒙古草原，到青藏高原，到处都有晋商活动的身影。在获取利润的同时，他们为中国北部边疆的开发、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促进中国社会观念逐步改变

中国传统社会是“重农轻商”，商人的社会地位一向较低。在明代，出身于河东盐商的朝廷重臣张四维已经明确提出了要从根本上改变重农轻商的观念。到了清代，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雍正皇帝在其《朱批谕旨》中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在山西民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山西晋中地区有重商谚语云：“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良田万顷，不抵日进分文”“要想富，庄稼带店铺”。

随着晋商在全国各地的经营活动，全社会都逐渐改变了“轻商”的观念。20世纪初，旅居日本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可见，知识阶层是以晋商为骄傲的。（《山西经济日报》）

李广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