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英烈范居江

    1895年4月17日，清王朝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日、俄、英、美、德、意、法等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攫取在华的各种特权。他们在中国加紧进行领土掠夺和经济掠夺的同时，在思想上，利用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所谓的传教士源源不断地渗入全国各地，以各种方式进行奴化宣传。他们通常惯用两方面手法：一方面炫耀外国势力，吸引一些愚顽的人“投教”，这一类教徒，投靠教堂，借外力自卫或报私仇；一方面出钱收买流氓无赖“吃教”，这一类“吃教”者把“教徒”当作一种头衔，依恃外力讹诈善良，包揽诉讼，欺压无辜。真正信教的人，在教民中占极少数。所谓教会，事实上是外国传教士和投教者、吃教者共同组成的侵略团体。在这些外国传教士猖狂活动的地方，广大劳动群众“愁赋重而赋上加赋，苦政繁而政外有政”，往往形成“民怨愈深，教势愈演”的局面。

    我国良民百姓本已受够了封建压迫的痛苦，现在又加上了外国教堂的压迫，实在是忍无可忍，于是以反抗外国侵略为宗旨的义和团组织便应运而生。

    1897年，山东曹州人民首先举起义和团旗帜，打死德国传教士二人。而后，这种民族自觉的革命运动在山西、河北、河南、内蒙、东三省揭竿而起。河津志士范居江和本县武举张守忠先生自发地在河津组织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备受乡民拥戴。

    张守忠是河津老城西关人，武举出身，精于拳术，臂力过人，富有反侵略的爱国思想。范居江是河津西磑村人，例贡生，博读经史，兼习武事，急公好义，深得乡亲们的拥戴，他在西磑口开设旅店，暗中与张守忠联系，开展活动。

    1900年七八月间，河津县城东关耶稣教堂英国传教士宓学诚（译音）牧师、新绛容牧师及其眷属8人在吉县、乡宁等地避暑，风闻河津义和团举起了义旗，不敢回县城，打算渡河去陕西躲避。一日，他们行至西磑口，夜宿范居江开设的旅店内。当范居江得知这是一伙打着传教的幌子，暗地里替英帝国进行奴化宣传的传教士时，不禁满腔怒火。但他不露声色，仍然殷勤招待，并答应第二天护送他们过河。与此同时，范居江连夜派人送信告知张守忠。

    张守忠收到信后，又立即通知城内西区子（相当于警察派出所），派出兵丁10余人，由张守忠带领，来到石咀子（大石咀），埋伏在高粱地里。当牧师宓学诚一行8人由范居江护送到石咀子附近时，张守忠等人立即跳出来，手持利刃，将其逼到黄河边杀死，抛尸黄河。张守忠、范居江等义士为国雪耻，为民除害，乡人无不称颂，这就是当时震惊清廷轰动全省的河津“教案”。

    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是对外国教会妄图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强有力打击。周恩来对义和团运动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然而，屈膝媚外的清朝政府却采取“抑民佑教”的政策。1901（辛丑）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向穷凶极恶的八国联军屈膝献媚，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要求李鸿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也就是将中国的一切物质财富应有尽出，来讨好帝国主义，以博得他们的欢心，换来自己的反动统治。同时，又传谕各地将“忠勇可恃”的义和团严行缉拿，务求灭尽杀绝，以此献媚八国联军。

    河津县官赵子燮接到传谕后，立刻缉拿“教案”的相关人员，将张守忠、范居江、吕成才、卫德合、任克德等人缉拿到县城，终日拴在“南瓜蔓”（铁蔓环数十个，每环重十数斤）上或上枷置于木笼内示众。张守忠义士为抗拒非法恶刑，在狱中毅然吞金自戕。因案情重大，牵连的人很多，赵子燮怕被上司追究，连夜潜逃至里望镇，把“教案”发生的前后情况函告新任县官黄庭光，由黄详细禀报山西巡抚毓贤，毓贤即令将范居江等人解至太原。

    范居江以为朝廷既然支持义和团，不至于朝令夕改；又以为吾人杀洋人为朝廷除害，朝廷不至于加害自己。乡人屡劝其逃避，但他不以为然，所以当清政府差役手持通缉令到达时，乃泰然就捕。范居江等人被押至太原后，其家属及亲朋乡友曾多方营救，终无效果，是年秋，被蒙冤斩首。临刑前，范居江义士对儿子说：“不要悲伤，只记住我洒出的是一腔爱国热血！”然后，转身振了振衣袖，走上刑场，从容而去。就在刽子手刀落的一刹那，狂风大作，一声炸雷巨响，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范居江就义后，其身躯葬于太原郊外荒茔，只做简单标记，其头颅竟被清廷政府传送至河津，悬于县城门楼“示众”，以震慑百姓，惨不忍睹。家人得晓后，痛恨难忍，甘冒株连治罪之险，捧回范居江的头颅，置于瓮中，举行了简单的葬仪后，含恨掩埋地下。

    为了国家而反遭横祸，乡人无不扼腕叹息，对范居江义士愈加敬重，对清王朝及帝国主义愈加仇恨。范居江虽然被杀害，但他的义行将永远传诵人间。

    1911年，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此时，范居江蒙难已十年，家人决计速赴太原，移回其骨骸。抵达太原后，范居江之子范必英特请了著名教授乔鹤仙（名勋，字笙渔，晚年别号吁园老人，河津老城南街人），同往荒茔启出范公遗骸。乔教授按人体解剖学系统将骨骸依次标号，必英谨捧归家后，合头颅依次置于棺内，敷以葬服。安葬时，范居江生前友好，十年前共同举义尚存人间的故旧，纷纷前来执绋吊唁，众人皆谓：“公义举死难惨烈，终有此日之哀荣，足征天之不负忠义善良也。”当时范必英写给父亲的挽联有这样一副：

    智可及，愚不可及；

    生有名，死亦有名。

    为清反被清所害，秋风秋雨愁煞人。范居江的不幸蒙难更激起全家人对清王朝和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

    今又逢辛丑，是范居江义士蒙难120周年，他的后人范青山作挽联一副，以示对先祖深深的怀念：

    诛异报家邦，慷慨并州，大义捐躯心不死；

    归魂彰气节，激扬两水，老城悬首面如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今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决不能忘记历史，而要“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得到定力”。范居江等英烈，为争取民族独立，为挽救国家危亡而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将永远铭记他们，宣传他们悲壮的感人事迹，发扬他们英勇的爱国精神。

    义举已归先烈录，典型留与后人模。让我们踏着先烈的血迹，听党话，跟党走，在建设美丽河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中，不懈奋斗，砥砺前行！

李国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