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烈书记在河津

    宁烈是稷山县西位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参加稷山县抗日自卫队、山西政卫大一支队，曾任山西新军212旅某连政治指导员，山西新军386旅司令部侦查参谋，阳城县4区、夏县2区区委书记，夏县、芮城、安邑县委宣传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荣河县副政委、政委，山西省监委副处长、处长，河津、洪洞、运城等县县委书记，运城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行署副专员、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等职。不论走到哪里，无论什么职位，他忠诚党的事业，勇敢顽强、廉洁自律，一心为民谋利，受到广大群众的尊敬和拥戴。

    宁烈同志1961年到1965年任河津县委书记，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全力解决行路难

    河津县由河槽、南塬、北塬三部分组成。从县城往南往北都要上下很长的坡，坡陡、路窄、弯多，经常堵路或发生交通事故。多年来，群众要求修路的愿望非常强烈，但由于各方面原因一直未能实现。宁烈书记刚到河津调查县情时，就深感行路难，决心顺应民意，修整拓宽道路。他组织查看地形，测量坡度，核算土方，然后分段到公社、到大队。固坡建涵洞需要砖块，县上给每个县直干部都分配了运砖任务，宁烈书记多次往返河滩运砖。在他的带动下，县直干部一两天就完成了运砖送料任务。

    修路中，大家加班加点，车拉人担，场面十分热烈。宁书记也参加到铲土、挑土活动中，激起大家的劳动热情。北面的县坡、南面的苍底坡、河滩的两个过水涵洞等工程，原定40天完工，结果不到一个月就提前完成。大家在苍底坡南头入口处东崖上刻了“化险为夷”四个大字。小梁民兵连赋诗一首，刻在喇叭口内西崖上：“党政领导好，重修苍底坡，昔日悬崖险，今天行人乐。”有些字迹现在还清晰可见，成为河津百姓对宁书记办实事的深刻记忆。

    这一年的修路工作，在晋南全区29个县公路工程现场检查中，被评为第一名。

顺应民意迁县城

    河津老县城，于元代皇庆初年建于现在阳村乡太阳村东2公里处的汾河边上，距今近千年。上世纪50年代，由于黄河、汾河多次上涨，水位居高不下，河滩地下水位大幅上升，河津城周围被盐碱包围，城内不少地方地下水露出地表，许多家户院里常年积水，从东屋到西屋须得在台阶上搭着木板。县委、人委机关所处地势虽然较高，但也非常潮湿。鞋放在床下就生毛，干部职工只能把床板搭成上下铺，晚上睡在上铺。人们曾戏称河津县为“河进县”。

    迁建县城已是形势所迫，势在必行。1963年下半年，这项工程提到了县委、人委议事日程。但也有人提出这是浪费国家钱财，建议撤掉河津县，把汾北部分归稷山县，汾南部分归万荣县，就省了建新县城的钱。为此，宁烈书记召开全县干部会议征求意见，把迁建县城的议题提交河津县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结果一致同意迁建县城。之后，又向晋南地委、专署及省委、省人委作了专题报告。省上派员前来调查，宁书记亲自陪同，走遍了老城的大街小巷。省人委很快批准了迁建计划，并拨付专项资金。

    在选址问题上也有不少争议，经几种方案比较，最后选定在坡下老城东北部高地建设新城。当时计划占地620亩，为了不至于将一个村的耕地大部分征占，影响群众生产生活，宁书记提议将位置选在三个村地界的中间，每个村只占一部分土地，得到大家肯定。他组织对城区内的规划布局、街道走向，各单位的位置、占地面积都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并请专家精心设计，于1964年3月动工建设。为了节约资金，由全县各公社组织能工巧匠，各自完成承建任务。宁烈书记经常深入工地搬砖、拉土，检查施工质量。1964年国庆前，新县城初具规模。国庆当日，中共河津县委、县人委立碑以志。

严以律己作表率

    宁烈书记工作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生活上、作风上更是严以律己，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他在河津期间，县委、人委机关只有一辆白色中型汽车，能坐十三、四个人，这辆车一般是组织公社书记在全县巡回检查工作时集体才乘坐的。宁书记下乡总是骑自行车、带铺盖卷、行李包。行李包还是在部队时使用的帆布包，已经家人补了再补。机关同志开玩笑说，宁书记的行李包早该进博物馆了。他下乡一般不打招呼，吩咐身边同志，不要提前告诉要去的社队。这样有三个好处：一是公社大队干部不用等候，他们可以自主安排工作；二是可以看到真实情况；三是来不及做特殊饭，减少群众麻烦。那时他一个月下乡20多天，都是骑自行车，有时一天要跑百十里路，雨淋雪打是常事，他从不叫苦叫累。那时下乡都是在社员家住通铺，书记、工作人员睡一个炕。他要求工作队员都不吃肉、不喝酒、不吃鸡蛋、不称官衔，大家都叫他老宁。他除了繁忙的工作外，常常忍着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腰疼病，坚持扫院、绞水，到田间干拔棉柴、出红薯等重体力活。

    宁书记从不搞特殊化。有年夏季到柴家公社吴村大队检查工作，老主任在大队部很热情地要切西瓜，宁书记坚决拒绝。老主任说：“西瓜不是买的，是咱大队地里种的。”宁书记说：“自己种的也不行，就分给社员们吧。”硬是没吃西瓜。有次，在县招待所开“三干”会，到吃饭时间了，大家还没散会。宁书记和几个同志正忙着起草报告，生活组端来两碗菜，肉比较多，他问：“大家是不是都有这么多肉？”见生活组人员没答话，他便端着碗将菜倒进院里的大菜锅，用勺子搅了搅，说道：“和大家吃一样的。”在河津主政期间，宁书记坚持他的客人住招待所一定要由他自己结算。一次，他的一位老部下从晋东南过来，想找他给孩子安排工作，他热情招待，安排在招待所食宿。晚上把老部下请到办公室细谈，讲了政策，说明了难处，得到老部下充分理解。老部下临行时，宁书记给了些钱，又自掏腰包买好车票将客人送上车，随后又把钱递给身边工作人员，让到招待所将客人食宿费交清，他才放心。


薛兆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