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呵护起义人_董其武的故事 （30）

　解放以来，国内的政治运动接二连三，不时地涉及到起义人员，起义人员本身及家属子女随时有“顽伪”、“黑五类”等之类的帽子戴在头上，使其政治不能抬头，前途没法奔程，对此，董其武时时挂在心上，惟恐他的部属受了委屈，蒙受不白之冤。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起义的3000多名干部中绝大多数是特务、反革命、贪污犯，董其武气愤地说：我就不相信都是特务反革命，难道说：“洪洞县里没好人？”所以说，党委在处理起义干部时，他要说情、庇护，这方面他在一次运动检查中说，这方面我很难与党委保持一致。因此，与一个政工干部在认识上发生了分歧，认为董其武对原来的部下“刻意袒护”，在谈话中，贸然指责董其武“你为反动军阀和反革命鸣冤叫屈，这样不配当军长，不配戴上将军衔”。这下，可刺到董其武的痛处，按河津话说，好像是揭人家短哩。没有想到，一向很随和的董其武盛怒难抑，一把扯下衣领上的军衔和肩上的肩章，甩在桌子上，气怒地说，这上将军衔是毛主席、周总理授给我的，我不配戴，请你把他交给毛主席吧！

这件事很快就传到华北军区司令员杨成武那里，杨成武当即打电话批评了这位政工干部，并要让他亲自给董其武承认错误，还要他亲自为董其武戴上肩章和领章。后来，周恩来总理也知道了此事，也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这就说明了董其武心胸坦荡，敢于承担责任，用河津话说，就是“顶”住事。

还有一件发生在身边的事，就是万荣县的苏振宏，解放前是董其武的一名校级军官，参加了绥远起义，1954年转业到当时的河津县通化中学任教，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8年落实右派改正政策时，苏振宏已经64岁了，到离退休年龄的时候了，可苏振宏仍强烈要求恢复工作。

董其武知道此事后，心情非常沉重，非常着急，便一次接一次地给有关部门写信，为恢复苏振宏的工作做了常人难以做到的努力。

第一封信给万荣县政府写的，当苏振宏找到县政府时，政府说，没收到。

第二封信怕担心收不到，直接给苏振宏写信，让他拿上找县政府。

第三封信是给通化公社写的，请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妥善安排。

经过董老的努力，苏振宏虽然超过退休年龄五六岁，仍重新回到通化中学上班工作，苏振宏的愿望实现了，感激之情苏振宏又给董老写信报喜。

第四封信是接到苏振宏的报喜信后，回信说：你教好、管好学生，就是对四个现代化最好的贡献。

第五封、第六封、第七封信都是董老关心老部下，苏振宏认识要清楚，工作要踏实，思想要顺畅，信心百倍地去迎战困难，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贡献。

当我市原科委主任赵印立因工作需要去万荣采访苏振宏时，苏已谢世多年，只见他侄子拿来已裱糊好的董其武七封信，成了珍贵稀有的文物之宝了。

当然，令我们感慨万分的是，由于历史原因，从50年代到70年代，很多起义人员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公平待遇，甚至造成冤假错案，身为国家领导人的董其武不顾80高龄，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一个人一件事地多次致函当地政府直到解决问题，落实政策为止。据说亲自接待上访人员数千人次，写证明材料、信件上万件。

纵观董老的这样做法，时时处处守望着每个起义人员，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平反”，从本质上讲，是他在忠实践行国家领导人的职责，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让党的阳光照耀到阴暗的角落。

正是：

扯下肩章和军衔，敢抱不平鸣屈冤。

为了挽救一个人，七封书信传奇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