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太平公主与蒲州的渊源

唐太宗去世后，唐朝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飘摇。这期间，武后专权称帝，中宗复位后，韦后重演武后故事。一次次宫廷政变，使得血缘关系在伦理面前变得苍白而无情；一场场血雨腥风，使得人性善恶在权力面前变得冷酷而扭曲。好在，出身山西文水的武则天最终听取狄仁杰的意见，将权力归还李家；好在，李家的又一个男儿李隆基运筹帷幄，关键时刻奋起平乱，才让这个王朝走出阴霾，迎来阳光。

唐朝的武则天，是一位个性强烈的女性。她的女儿，太平公主同母亲一样具备强势的政治羽翼，以至于后来骄横恣肆、淫乱宫闱、权倾朝野，都为她预设了不能善终的悲惨结局。

到这里，就要说说唐朝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市）及当地的一座著名寺院“普救寺”。

蒲州，地处关中要冲。黄河北来，太华南倚，总水陆之形势，壮关河之气色，历朝历代都是兵家相争之地。唐朝立国后，蒲州由于和西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自然形成一个几何三角，蒲州居中，加上又是直线连接太原的黄河桥头堡，其政治和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一定意义上讲，长安、洛阳、太原对唐朝有多么重要，蒲州就有多么重要。尽管唐朝初期，蒲州的行政建制还不能与长安、洛阳、太原相提并论，但在李唐王朝运筹帷幄的思想意识上，都是将其视为畿辅重镇来充分关注的，玄宗时更被建制为中都。

距蒲州城不远，即出了东城门，逶迤着一道南北走向的黄土台塬，当地人称“峨嵋原”。而峨嵋原的起点上，耸立着一座著名的佛教禅院。这座佛教禅院，名叫“普救寺”。文献史籍均记载这是一座创建于北齐高欢时代的佛教圣地。当然，也正是因为这座寺院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它与武则天结下了不解之缘。

众所周知，武则天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剃度经历。因为这一原因，唐高宗常常陪她出宫礼佛。除长安和洛阳（此时已成东都）之外，蒲州靠近两都，交通便捷，因而就会迎来龙车凤辇。

一天，唐高宗携武皇后隆重朝拜了蒲州首阳山上的栖岩寺。因为仪仗壮观、队伍庞大，而山路又极其狭长逼仄，随行人马不能簇拥而上，就要撤去銮驾，留下一部分人马在山下候驾。由此，山下两个相邻的村庄就被改了名，一个叫“撤驾庄”，一个叫“候驾庄”。千百年来，首阳山下这两个村庄因此增添了厚重的文化韵味。

从首阳山归来，他们走进建造于北魏时代的万固寺。“水自石根流出，风从松顶飘来”。这是宋朝苏东坡游览这座寺院留下的诗句，对于大文豪来说，其感受与唐高宗和武皇后同样惬意。之后他们来到普救寺。因为，这里是銮驾进入蒲州城的必经之处。这座寺院，建在峨嵋原上，依山势而逐次增高，松柏掩映，殿宇参差，宝塔高耸，风铎叮当，香烟缭绕，仿佛天上宫阙。

想必，他们拈了香，拜了佛，登了宝塔，兴致都是盎然的。虔诚的是，这位武皇后慷慨捐了俸钱，以资香火。应该说，自此以后普救寺的气象就不同寻常了，无论在规模还是建制上，都上升到一个高度。民间俗称的“则天娘娘功德院”，以及后来颜真卿任蒲州刺史时题写的山门牌匾“敕赐普救之寺”，都充分说明这座寺院的地位和品级。

更重要的是，武则天称帝后，普救寺迎来了香火极其兴盛的黄金时代。这，也是它的所在地蒲州走向繁荣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位中华民族历史上唯一“名副其实”的女皇，确实是一位才能出众的政治家。由她创立的“武周”政权，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是整个社会构建方面，都为华夏族历史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尤其，在推行科举选士这一重要举措上，无疑对后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普救寺，位于蒲州城东门外的官道之侧。那时候，文人学子均把参加科考中了皇榜称作“登了峨嵋”。因而，普救寺所在的这一块地方，就自然成了天下学子心驰神往的文化圣地。他们不论来自五湖四海，还是天涯海角，只要进京参加科考，大多都会先行来到蒲州，登一番峨嵋原，览一回普救寺。

“唐隆政变”后，唐中宗李显年仅16岁的儿子李重茂继位17天后被迫退位，中宗的弟弟唐睿宗李旦受儿子李隆基、妹妹太平公主拥推，再次登上帝位。这是一位性情温和、宽厚恭谨、安恬好让的皇帝，宫廷的险恶，政治的博弈，历历在目的劫难，早已使他对政治和权力失去兴趣。他也很有自知之明，深深知道自己的才能不足以驾驭朝政。之所以勉强二度登基，在于儿子李隆基的精明强干。是啊！唐朝的马车跑到这时候，太需要一位出色的驾车人了。从这层意义上说，向以文弱形象示人的唐睿宗李旦就有些不简单了。

站在另一个高度理性分析，这位皇帝才是李唐王朝处在重要历史节点上的一位关键人物。他宁愿在历史上留下平庸的名声，也要为处在历史交汇点上的李唐王朝铺垫一条转折之路。尽管做了皇帝，李旦仍是矜持淡定，老成持重，让人不可捉摸的同时，又心生敬畏。但他心里非常明白，要谨慎处理好两件事情，必须得费一番功夫。一件是要平衡好发动“唐隆政变”有功的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之间的关系，另一件是要处理好嫡长子李成器觊觎太子之位的问题。两件事，三个人，哪一个处理不当，都会激化矛盾，引发祸乱。因而，在立储问题上，他曾有意识地试探过李成器。作为嫡长子，见父亲这样问话，便精明地回答：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这话说得让人实在难以接茬，明显心里装着小算盘。

而太平公主那儿，更是难缠和棘手——根基尚浅、实力薄弱的李隆基哪是她的对手？为了做到不偏不倚，唐睿宗可是头疼了一阵子。好在，他身边有三位大臣能和他统一思想，站在一条战线。这三位大臣，就是姚崇、宋璟和张说。在这暗流涌动、剑拔弩张的气氛里，三位大臣建议唐睿宗快速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将嫡长子李成器、唐高宗长孙李守礼下放地方去任职；二是任用嫡四子李隆范、嫡五子李隆业为左右羽林将军率兼**侍卫；三是考虑把太平公主打发到东都洛阳。

唐睿宗当然知道他们的良苦用心，前两条就不用说了，就是最后一条实在让他不好决断。他甚至流着泪说：“而今，朕已没了兄弟，只有这一个妹妹了，我怎忍心把她远远地打发到洛阳呢？”见皇帝犹豫不决，张说接住话茬说：“陛下觉得东都遥远，可否考虑蒲州？”张说原籍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祖上徙居蒲州，后来又迁到洛阳，算是与蒲州有些缘分。这当然不是主要原因，主因是他熟悉蒲州——离长安较近，条件和洛阳一样好。经过再三考虑权衡，唐睿宗最终作出决定：让李成器、李守礼分别担任同州（治今陕西大荔）、豳州（治今陕西彬州、旬邑一带）刺史；李隆范、李隆业分别为左、右羽林军率；安置太平公主到蒲州“闲住”。

同时，为了遮蔽对立面眼目，“安慰”以上外放人员尤其是太平公主的不平心理，他还有意识地将姚崇和宋璟暂时也贬到地方任刺史。711年农历二月，太平公主的车辇向着蒲州走来。不管这位已经四十七岁的公主此刻心情多么复杂，蒲州都成了缓解宫廷政治矛盾的特殊所在。人生无常，阅尽霜华，心安处便是归处。可惜的是，蒲州的山川美景和仁爱社会传统，已经不能洗涤和净化这位公主骄横恣肆的心灵。

这时候，担任蒲州刺史的是萧至忠。太平公主来了，他当然不敢怠慢。因而，面对如此“烫手的山芋”，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尽量小心应对、谨慎侍奉。史书记载，太平公主在蒲州总共待了四个月。至于这四个月内她究竟做了些什么，史籍没有笔墨留痕。

后人，也当然不敢妄自猜测。但后来的事实是，太平公主一回到长安，就把这位蒲州刺史萧至忠当作“恩人”，提拔成刑部尚书。应该说，太平公主“客居”蒲州期间，在生活料理上，蒲州刺史萧至忠所投入的关照是非常妥帖的。如此，才使得这位唐朝公主类似“流放”的短暂生涯不至于意冷心灰。萧至忠春风得意，接下来做梦都不会想到，这年年底他竟一下跃升为中书令。太平公主的骄恣擅权，让整个宫廷充满了阴森逼人的气氛。

当时，朝里共有七位宰相，其中五位都出自她的门下。这样一种局面，怎能不令唐睿宗忧心忡忡呢？出于亲情的考虑，他实在不忍心采取强制手段去制衡这个妹子的欲望和行为。但他很是清醒，如此一再容忍，终究不是办法，放纵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不可想象的后果。

果真到了那时，不仅自己和儿子李隆基的生命会有危险，更重要的是会给唐朝带来无法收拾的灾难。承受着巨大的煎熬，面对着紧张的气氛，唐睿宗又一次毅然选择了“退让”。如果说，唐睿宗第一次当皇帝时的退让是慑于母亲武则天的威严，是一种忍气吞声、被迫无奈的选择，那么，这一次退让就不同寻常，而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他的二度登基践行初衷的惊人举动，成为决定唐朝发展走向的关键点上极其负责任的表现了。

712年8月，唐睿宗禅位于儿子李隆基，自己当了太上皇。随后发生的事情，熟悉这段历史的都知道，李隆基在张说、高力士、郭元振、李（隆）范、李（隆）业、王毛仲的共同策划与推动下，抢先发动军事政变，将太平公主集团全部铲除。唐朝宫闱里，最具传奇色彩的公主，就这样走完生命历程，是非功过，只有后人去评说。

杨孟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