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运城的金融业

    民国初期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旧有的封建帝制被打破、推翻，新型的国家政权并未真正建立，国内军阀城头林立，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就国内经济而言，经过三座大山的压榨和多年战争的摧残，一片凋敝，民生艰危。

    就山西来看，由于处在北方的内陆省份，国内战争对山西的波及相对南方一些地方较少，经济发展虽也遭重创，基层经济秩序比较稳定，各项经营比较正常，基层人民的生活基本能够得到保障。

    运城作为山西的南大门，其境内虽经过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运动，但经济在民国初期的表现却很稳定。民间商业机构稳定经营，金融货币正常运转，钱局、钱庄、新式银行及流通货币、度量衡等基本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还能对本地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基层老百姓生产生活起到支撑作用。

    据《山西旧志二种》（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2006年8月出版）记载，民国初期运城的金融机构相对山西其他地方还是较多，主要有钱局、钱庄和新式银行等。当时运城的钱局主要有福庆和、集义昌、晋源昌、敬胜水、聚盛源、福美庆、乾镒永、天庆隆、宝盛裕、万顺隆、崇义敬、志益成、永兴泰、斌生祥、福昌公、同信成、恒昌永、裕成源、永顺源、厚盛奎、同心永、兴业钱局，一共22个，其中兴业钱局在太原设有分号，办理存款、放款和汇兑业务，其他钱庄的资本大体在5000两左右，专门经营货币兑换，不办理存款、放款业务。当时运城的新式银行，是中国银行运城分行，经营业务与兴业钱局基本相同，对汇费的收取，山西省内汇兑每千元收取8元，汇往陕西、河南、山东以北地区时，每千元收取25元，汇往以南地区时每千元收取35元。

    我们从当时运城境内的流通货币来看，其表现也比较活跃，主要有制钱、铜元、银元、银两及纸币，分别简介如下：制钱，使用康熙、乾隆、嘉庆等通宝，但制钱的流通额远少于铜元，制钱以1000文作1串文计算。铜元，是运城境内使用最多的一种货币，在生活中运用广泛，铜元大部分为开封、武昌、天津、北京等地的铜元局所铸造，当10铜元最多，当20铜元也有，当10铜元1枚可换制钱10文。银元，当时运城境内银元为大洋，1枚银元可换当十制钱1400文、铜元135枚。银两，在当地大宗交易中都以银两结算。当地的标准银以足银（成色十足、含银量99%以上的锭银）为色，以运平（称银量的器具）为平。当时银两的行情是：1两可换制钱2100文，铜元198枚。纸币，当时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在运城市场上也能够找到，但是不能按照额面流通，需要贴水一成（补偿其他货币10%）方可。

    民国初期运城境内的度量衡也值得了解。度，当时主要指木尺和裁缝尺，用作衡量物体长度使用；量，主要用于粮食交易，以斗为单位，斗有大斗、小斗两种，其容量不同。豆类一斗是26斤，麦类一斗是18斤；衡，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秤，以古秤16两为1斤。

    若要更进一步考察民国初期运城金融的整体情况，还需考察那时运城市内的其他县如蒲州、虞乡、闻喜、解州等地的金融情况。当时其他县的金融机构都较运城少，如蒲州才7家钱庄（分别是积盛永、公合盛、同裕厚、天德昌、恒顺源、永兴协、庆泰和）、闻喜是8家钱庄（分别是金源合、德庆源、义兴合、义兴信、永成德、静得长、泰和通、德庆长），远远低于运城当时本县城的22家。在货币流通方面，其他县的流通货币与运城基本相同，只是没有纸币。在度量衡方面，使用的器具也基本相同，度是木尺、裁尺，量是用斗、升，一斗粮食（谷物）一般折合30斤。秤还是沿用的古代老秤，16两1斤。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知，在民国初期，尽管受国家整体经济下行及战争的影响，运城经济也并不大好，但相比于山西其他地方运城经济还是不错的。金融业是一个地区的晴雨表，从当时运城的金融机构的设立和运作我们不难看出，运城境内市场比较平稳，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基本形成了以运城为中心、以蒲州、虞乡、闻喜、解州等其他重要县城环绕的局面。这个局面，对于当时运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的确能够起到很好的稳定和促进作用。   

张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