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剧《西厢记》的改编与传承（上）

名剧《西厢记》演出场景 （资料图）

刘连群/文

一

《西厢记》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七百多年来始终在舞台和民间流传，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近代评家更把这部剧作与《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文学名著并提，称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两座高峰”“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

在中国戏剧史上，《西厢记》同样曾被赞叹，明初贾仲明〔凌波仙〕吊曲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国外对《西厢记》的评价也很高，外国没有像我们民族戏曲艺术这样的熔歌唱、音乐、舞蹈、杂技、武术等于一炉，兼具唱、念、做、打的表演形式，一般习惯于和他们的歌剧相比较，俄国柯尔施主编、瓦西里耶夫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写道：“单就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相比较，即使在全欧洲也找不到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

《西厢记》得到中外人们的喜爱和推崇，首先和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是分不开的。在婚姻被门第、财产、权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辖制和支配的封建时代，通过“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祝愿，破天荒地第一次正面提出了以“有情”作为缔结终身的基础，道出了历代心心相印的真情儿女们的心声。为此评家把“有情的”三字看做是概括《西厢记》全书的“眼目”，该剧的“戏眼”。它所表达的不是某一时期、某一阶层的内心呼唤，而是世世代代人的理想和愿望。联系古今中外的社会现实，这一追求很崇高，有时又很难，多少“有情”儿女的悲喜剧由此而生，一幕幕再现。但也正因为难，曲折多艰，所以格外珍贵。这是《西厢记》的主题思想高于前代和同时代婚恋作品的原因，即使是后来明、清两代的戏曲作品，也没有超过它的。

艺术方面，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西厢记》在艺术上最突出的成就是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完成了莺莺、张生、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展开高度结合，成功地表现了事件曲折复杂的过程。作者善于描摹景物，酝酿气氛，衬托人物的内心活动，多数场次饶有诗情画意，形成作品独特的优美风格。《西厢记》的语言也引发了专门的研究。张庚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剧诗”说，推崇《西厢记》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确实，这部戏在语言的总体风格上，形成了通晓流畅与秀丽华美相统一的特色，使得全剧“珠玑满眼，美不胜收”。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写意，都有动人的妙语，如“长亭送别”一节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情景交融，感人至深，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多年来众说纷纭，主要有王实甫、关汉卿或王作关续、关作王续，以及元代后期作家集体创作等多种说法，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王实甫的著作权已为大多数人所承认，王名德信，字实甫，大都（今北京）人，为元代前期作家，著有杂剧十余种，包括《西厢记》《四丞相高会丽春堂》和《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等。

二

《西厢记》的故事，最早不是见于戏剧，而是唐代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一名《会真记》）。

在《莺莺传》中，男主人公是个文过饰非的无行文人，反面人物，他骗取了莺莺的爱情，始乱终弃，另攀高门，小说写出了少女对爱情的纯真向往与追求，客观上也暴露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等黑暗现象。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说唱其事的词曲，北宋赵德麟（令畤）写过〔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可以歌唱，使故事从案头文学小说，延展成为弦索伴奏的演唱文学，促进了故事的传播。再到金宋之际，又出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俗称《董西厢》，诸宫调是一种有说有唱，而以唱为主的文艺形式，故事立意、内容有了新的突破，把莺莺受张生引诱失身而终被遗弃，改为二人互相爱慕，为争取理想婚姻而向封建家长作斗争，终于取得圆满的结果。《董西厢》对《莺莺传》的改造、变更，为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创作提供了直接的基础，使作者得以发挥杰出的创作才能，赋予作品以新的生命，创造性地把说唱莺莺的故事化作多人扮演的大戏搬上了舞台，问世以后，很快在大江南北产生了广泛影响。到了明代，“自王公贵人，逮闺秀里孺，世无不知有所谓《西厢记》者”。其成为脍炙人口的杰作，其影响之深远，在戏曲史上很难找到第二部。

综合上述，《西厢记》不是某位作家一蹴而就的成果，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多年逐步演进的过程，从唐代的小说到宋代的鼓子词，再到金代的诸宫调《董西厢》，然后才是元代王实甫的《王西厢》，经历了唐、宋、金、元四个朝代。

《西厢记》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版本众多，不下百数十种，仅明刊本就有六十余种。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戏曲剧种演绎此剧，川剧、蒲剧、江淮剧、越剧等都有“西厢”剧目，楚剧有《三才子》，昆曲有《拷红》，滇剧曾有《莺莺践别》，豫剧有《拷打红娘》，评剧有《崔莺莺》，河北梆子有《打红娘》等。在戏曲剧种对《西厢记》的争相演绎中，京剧早期像某些地方戏一样，没有正面搬演原剧的男、女主人公，而是选中以丫鬟红娘为主角。1936年，荀慧生先生结合自身艺术风格，推出新戏《红娘》，他的说法是“用很少的几个人物，很清楚地交代出戏剧性很强的故事情节”，《红娘》随之成为荀派重要的代表剧目。

三

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排大戏，京剧界以最强阵容编演了两出名剧，一出是根据传统剧目《群英会·借东风》改编的《赤壁之战》，另一出就是古典名剧《西厢记》。两戏由当时的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联合推出最佳阵容，大师云集，群星荟萃，引起了热烈反响。

由著名戏剧家田汉执笔的《西厢记》，不同于《红娘》，而是保持原剧的故事、人物架构，正面表现崔莺莺、张珙的爱情及婚姻历程，同时为了体现原作的文采，保留并丰富了许多典雅、精美的唱词，文学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演员由张君秋饰崔莺莺，叶盛兰饰张珙，杜近芳饰红娘，这在当年的京剧兴盛时期，也堪称顶尖的阵容了。张君秋正处于艺术创作的高峰期，新剧迭出，张派声腔随之广为传唱。《西厢记》由于保留了原剧许多典雅华美的唱词，全剧多达七个辙口，比一般戏都多，编腔、演唱的难度很大，对演员的要求很高。张君秋天赐佳喉，又经过常年的艰辛努力，不仅可以胜任多种辙口的唱词，而且以过人的才华设计并演唱出传情达意的效果，力求完美地体现文本的创作意图，是极为难能可贵和深具艺术价值的。

当时，京剧《西厢记》成为剧坛关注的热点，但演出的场次并不多，原因是多方面的。《西厢记》不同于笔走偏锋、扬流派之长的《红娘》，而是保持元杂剧的剧情、人物架构，正面表现崔莺莺、张生的爱情和婚姻历程，这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学和艺术水平，但文本体制的转换由于多种因素，很难一蹴而就，好戏总是需要反复锤炼的。

后来，张君秋先生还想恢复这出戏，由于原剧时间过长，要四个多小时，把配角的戏减一些，剧情又有不顺之处，演过几场后就搁置下来。但他始终惦记这部名剧，晚年曾经拜托老领导、也是老朋友李瑞环同志对文本进行整理、加工。

实践证明，对这样一出名剧、大戏，只做做减法是不行的，必须有整体构思，通盘考虑，精心布局。

（《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