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儿巷（43） 严德荣 长篇小说连

监狱里有一条明文规定：犯人之间禁止互谈案情。

其实谁都知道，这是一个严格到可有可无的条文。不允许犯人们谈案情，比社会上不准青年男女谈恋爱更加可笑。除了学习会、班前会，犯人之间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相互的案情或是与案情有关的事情。即使每天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里，每个犯人都要深挖犯罪根源，批判犯罪思想，就必然要谈到案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冯永春就对同组每个犯人被判刑的情由了解得差不多了，大家也都知道他为什么不认罪，几个同样不认罪的同犯也常常与他一起互诉冤屈，发些牢骚，探讨如何写上诉材料的事情。管教干部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只要你好好干活不捣乱，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冯永春所在的六组是个大组，全组二十一个人分住三孔窑洞，连学习也分做两摊，要不然每个人发言五分钟，两个小时也不够用。井下老旦时，两个挂钩点各有六个人，这些年轻人都是现行反革命犯，简称“小反”；分散在各个紧钩点的四个老头基本上都是历史反革命犯，尊称“老反”；四个钉道工里面有两个“老反”，两个“小反”，外加那个六十六岁的注油工——前国民党丽水县党部书记老景明。

冯永春跟组长尚兆云在一个挂钩点，这个前生产大队长身材魁梧，脾气大，心眼小，因为闹派性把大队党支书狠揍了一顿，支书的弟弟在县革委会是副主任，尚兆云很快就以“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殴打革命干部”被抓到了县里，他不仅不服，还扬言出去后要接着收拾支书，结果被判了十年，去年给送到了这里。在不认罪这一点上，他跟冯永春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他有原告，有对头，不论现在上诉，还是将来报仇都有目标。而冯永春的案子是公诉的，总不能把公检法都作为上诉对象吧？

和他们在一起的四个小伙子，两个是农村人，两个是城里的。城里的两个都是到农村下乡的“知识青年”，一个叫朱鸿喜的在晋南插队，因为口角之争用镰刀砍死了生产队长，判了二十年；另一个叫张福来，他和朱鸿喜都是北京中学生，他的罪名是罕见的“反革命盗窃犯”，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于一身，两个人非常吉利的名字也没有能让他们逃掉牢狱之灾。而另外两个都是农村青年，却跑到城里犯了法，他俩不是同一个县的人，却不约而同地趁晋东南一个兵工厂里两派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溜进厂内车间各自扛出一袋铜器卖到了废品收购站，要知道收购站大小也是个国家供销社的单位，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两个家伙一分钱没得到，每人赚了一副手铐。后来查明那些铜器原来是鱼雷上的零件，两人的反革命罪就坐实了，一个判了七年，一个判了八年。二人殊途同归，一起来了这里。

离南一口上边不远，就是五尺口车场，在这里负责的是六组副组长陈亨林，这个经常被管教表扬、受犯人夸赞的南方人，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干活勤恳踏实，任劳任怨，助人为乐，由于他的关注还曾避免过几次事故，他服从管教却从来不打别人的小报告。这个人几乎是九中队里服刑时间最早的犯人了。他是一九五0年被抓的国民党空投特务，那个时候离什么“镇反”、“肃反”、“三反”、“五反”还早着呢。不知道他当时来大陆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但是他如今认罪悔罪的态度是十分真诚的。冯永春通过陈亨林在学习会、“积代会”上的发言里和老犯人的谈论中，逐渐知道了他惊险曲折而又残酷悲惨的案情，那简直比书上写的还要离奇。

陈亨林的家在浙江温岭。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逃离大陆前，还一直想与共产党的军队抗衡，于是大肆在他们管辖的地方征兵抓丁，陈亨林就是在这个时候进了国民党军队。他们跑到台湾以后，接受的宣传教育是要“反共抗俄”，准备“反攻复国”，接受的是为回大陆打游击而进行的训练。一年以后的一天夜里，他们十三个人就被空投到温岭附近的大山之中，任务是建立“游击基地”，发动民众反抗“**”，迎接国军“反攻大陆”。这些被当官的鼓动得信心满满的年轻人，就这样被一架飞机投回了“敌后”——同时也是他们家乡的土地上。

这群特务一落地，就被当地的民兵发现了，黎明前，接到敌情报告的解放军就开始进山搜寻。组长下令寻找隐蔽的地方，担任报务员的陈亨林发现这儿离他妹妹家不远，就带大家摸黑找到妹妹家，被惊醒的妹夫把大舅哥一伙人藏在了一个山洞里。妹妹做了饭送给他们吃。但是天亮后不久，搜山的队伍还是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一阵短暂的交火之后，特务们四个人被打死，剩下的人都举手投了降。很快，当地政府就对俘虏们进行了审判：特务组织的八个人和陈亨林的妹妹、妹夫统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只有他一个人侥幸活了下来，但也被判了无期徒刑。其中有什么具体原因，那就谁也不清楚了。

副组长陈亨林的手下也是五个人，除了一个五十多岁他的浙江老乡是顶斗工，另外四个也都是年轻力壮的挂钩工，当然都是“小反”，但是具体案由却是五花八门：李真树是个富农子弟，在一次被工作队殴打时抬手挡了一下，不巧的是他当时手里正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他的判决书冯永春见过，那上边印着他的罪行就是“拿语录本打工作队”；侯发虎是冯永春的老乡，他们村离阎家庄不到二十里，侯发虎的罪行是涂写反动标语，这在那个时候是个挺时髦的罪，不管城市乡村，不论男女老少，因为这个犯事的不在少数。但是侯发虎也不认罪，进来以后就不停的写申诉，说这件事都是他婆娘有了相好的后，为了离婚而捏造陷害他的，不过，那些反动标语也确实是他女人从家中柜子里找出来交给公安局的；另外一个是个大学生，名字叫张国军，罪行是在学校里组织反革命集团，他那个集团名字听起来倒不像是反革命，叫做“马列主义研究会”，成员只有他和一个女同学。不过那段时间，“反革命集团”如同雨后春笋，真的假的已经不稀罕了。

最有意思的是崔永旺，他是大队的拖拉机手，有一天他从公社供销社请了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包裹好了放在车上的工具箱里，回到家却发现被震碎了。他心知闯了大祸，这些碎片藏在哪儿都会被人发现，于是就悄悄扔进了巷道边一个茅坑里。第二天他骑着车子又去重新买了一个，那个售货员多嘴问了一句：“你不是昨天刚买过吗？”他也太实在了，答了一句：“打碎了，扔了。”这话又恰好被供销社主任听见了，就报给了公社，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审问崔永旺时，既没打，也没骂，而是苦口婆心地谆谆善诱，他反复动员道：“你这是无心之错，打碎就打碎了，扔掉就扔掉了，我们现在就要你个扔掉的地方。只要你说了实话，就没事了。”崔永旺也是真老实，寻思公安不见碎片不会放过他，于是原原本本都说了。结果实话说了，事儿来了，性质也变了。这件事报上去就变成了“将领袖像打碎扔进厕所”，判了整整十年。不过老实人就是老实人，在六组的犯人里，既认罪又服法的，就数崔永旺了。

时间长了之后，冯永春对那几个分散干活的“老反”的案情也知道了个八九不离十。那四个紧钩工同老景明一样，都是原来国民党的县级党政人员。监狱里也有“代沟”，像冯永春这样年轻的犯人，并不关心那些“历史反革命”的历史，这些因为备战的需要而从东南沿海监狱迁到内地劳改队的老年犯，在煤矿井下只能作为辅助工使用，等他们老得干不动活了，就送到十六中队养老，然后就等着去刘家庄火葬场“爬烟囱”了。

这些人中间，原来在浙江舟山岛上沈家门当过官的连希超最为出众。这位前政府guan员对思想改造的重视不怎么样，但干净的追求已经到了苛刻的程度，他的帆布窑衣总是洗个不停，两套轮换着穿，脖领上围的毛巾什么时候都是雪白雪白的，在黑压压一片下井的人群中，他如同鹤立鸡群一般突出。三大队一千多犯人中，有人可能不认识大队长，却没有人不认识连希超，大伙远远望见队伍里那个白影，就会互相传话：“瞧，‘专家’下来了。”可是这个被称为“卫生专家”的连县长，却有一个非常不卫生的癖好——酷爱吃鱼，可能是长期在海岛生活的缘故，连希超简直到了嗜鱼如命的程度。老虎沟矿生产的煤炭主要供给南方，煤矿方面就经常同协作单位以物易物，换些渔产品回来给干部职工还有犯人们改善伙食。冯永春第一次吃鱼时，就发现连希超是个吃鱼的高手。当别人还在小心翼翼剔着鱼刺时，他已经把自己那份鱼吃得干干净净，连鱼头里里外外都吮得看不见一丝肉丁。但是令他瞠目结舌的事情还在后面，连希超见他放下了筷子，就指着他菜碗里的鱼骨头问他还要不要，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就见这位“卫生专家”如获至宝地端了过去，重新把鱼头乃至每根鱼刺都一一唆进嘴里吮了一遍，直把他看得目瞪口呆。

几个钉道工里面，冯永春接触比较多的是郑寿章，南一口的道岔坏过几次，每一回拉四声电铃，都是郑寿章背着木头工具箱跑过来。几个钉道工是不分地段巡回检修的，时间长了冯永春才知道，那几个钉道工都很少在大巷里跑，有时候甚至躲到回风道里去睡觉，因为大巷里车稠道岔多容易出毛病，只有郑寿章老老实实巡回着跑来跑去。

郑寿章全神贯注地固定着这只压绳轮，丝毫没有听见绞车启动的铃声。他只觉得那煤车突然之间就向他冲了过来，可是他挪不动腿，也伸不出手，任煤车将他撞倒又碾过。他觉着就像一座大山将他浑身的骨头都要压碎一样。但是却没有感到疼痛。他睁开的眼睛已经看不到任何东西，脑子里却仿佛出现了另一双眼睛，看着一张漫天的大幕落了下来，落了下来。顿时，永久的黑暗覆盖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