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9日,香港法院向中国恒大发出清盘令。而近日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中国恒大的清算人准备就审计问题起诉恒大的原会计师。
根据香港法律,当公司无力偿还债务,且法庭认为清盘是公正和公平的做法时,法庭会颁布清盘令。香港的清盘程序是一种法定程序,旨在确保公司的剩余资产得到公正、透明和高效的分 配,以满足债权人的权益。在这个过程中,清算人将负责接管公司、处理资产、调查事务并裁定债权人的申索,而法院将监督整个过程以确保其公正性和合法性。
清算人的“猎物”:会计师首当其冲
在公司清算案例中,清算人通常将会计师作为主要的“猎物”。无论会计师的审计工作是否存在问题,他们往往成为了被清算人追究的首要对象之一。这种现象的背后,常常与清算人追求最大化赔 偿及其相关收益的动机有关。在他们看来,会计师作为最容易获取赔偿的机构,往往容易成为“替罪羊”。在香港以往的清算案例中,会计师通常是清算人紧盯的目标,特别是业务量大的会计师事 务所,不可避免在清算过程中被作为首要追偿目标。事实上,如果这次恒大清算人不找会计师普华永道才应该是大新闻。
然而,清算人通常采取的手段不仅是一种调查的方法,更是寻求最易获取赔偿的途径,这样的手段并不意味着会计师一定存在问题,也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面临赔偿。清算人的这种行为更多 是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和清算流程的惯例而选择效率最高收益最大的一条道路。
不仅仅是会计师,董事、高管、律师也成“靶子”
除了会计师,董事、高管、律师等也常常是清算管理人在寻求赔偿时的目标。这些人在公司运营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旦公司陷入困境,他们似乎都成了“罪魁祸首”。
在清算过程中,清算人可能会追偿会计师、董事、高管、律师等相关个人或实体,这是他们履行职责的一部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这些追偿行为是基于法律规定和合同条款进行的,以确 保所有相关责任方都能按照其应承担的责任来分担损失。然而,被追偿的个人或实体是否存在问题或过失,以及追偿行为是否成立,都需要基于详尽的证据和事实进行法律判断,通过法律程 序来确定。
香港清算之路复杂又漫长,起诉并非唯一途径
在香港,恒大这样规模的公司清算往往是一个既漫长又复杂的过程,其中起诉有关责任人和追偿过程更加漫长。从寻找工作瑕疵证据,到准备起诉材料,及最后在法院对簿公堂,都可能耗费 数年的时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清算管理人在起诉相关机构时,通常不会影响到这些机构开展正常业务。这主要建基于香港法律体系中民事诉讼对与讼双方的保障,并体现了在法院作出任何 判决前不能有任何假设。
需要指出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起诉有关机构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虽然寻找工作瑕疵的证据和准备起诉材料可能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资源,但并非所有公司都会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 来解决清算问题。有些清算人可能会选择与相关机构进行协商或谈判,以以寻求在诉讼(或败诉)风险、法律费用以及回报中取得平衡。这种方式可能更加灵活、高效,并且更切合维护债权 人的利益。这种方式可能更加灵活、高效,并且能够减少诉讼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一些特定的清算案件,通过协商或谈判解决问题可能是可行的选择。
香港清盘令在内地执行受限
此次清算在香港法律体系内进行,与内地的法律环境有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在处理类似事件时,两地可能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和结果。
首先,此次香港法院颁布的清盘令仅针对母公司中国恒大集团,而不会对集团旗下附属公司运作造成直接影响,特别是中国内地营运的附属公司不会受清盘令的影响。其次,政府工作组早已 入驻恒大指导工作,目前恒大系各区域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债务重组工作,香港清算人想通过股权方面的优势调整内地公司的控制权操作空间较小。恒大系内地各区域房地产项目涉及众多的社 会维稳事件,社会影响面极广,让境外公司的清算人主导几乎不存在可能性。
很多人将当年安达信在安然事件中的遭遇与此次新闻同比。然而,对这两个事件有些基本了解的人会发现,两者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安达信当年被司法机构盯上的罪名是妨碍司法公正,安 达信被指控故意销毁安然公司的审计文件,试图逃避美国证监会的调查,这一行为直接触犯了法律,与其审计工作质量关系不大。多年后,美国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安达信公司妨碍司法的判 决,认定先前的判决缺乏充分证据。
恒大清算人与会计师之间的或许更多的是一种商业利益的博弈。在这场较量中,双方可能会因为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责任归属等问题产生分歧。相信这些博弈在法律的框架下最终 产生一个对于债权人和会计师,以及整个商业环境和行业健康发展都会有个负责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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