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名人】刘玺，1918年9月12日出生在夏县水头镇兴南庄村。1937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9月26日病逝于昆明，享年88岁。
闹学潮，走在前头
1933年,刘玺随其父在河南省许昌市霸陵中学读书时，受校长何仲连和其他几位共产党员老师的影响，读进步书籍，积极参加当地共产党组织发动的学生反对英美等国在许昌开设的烟草公司收购烟叶时压级压价、剥削农民的示威大游行，还打死了一个名叫小牛的英国人，国民党政府将一个领头的老师抓走，学生被驱赶逃散。刘玺在那里待了1年多仍无学可上，便回到故乡务农。1935年，刘玺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取了山西省立运城第二师范学校。这个学校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学潮不断，并赶走了反动校长冯大轰。地下党员还在学校成立了一个读书会，介绍进步书籍给同学们看。因为刘玺有在许昌闹学潮的基础，当然成了这个学校读书会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3省并向华北逼进，全国各地学潮迭起.运城的学生也上街游行示威，唤起民众，抵制日货并捣毁出售日货的商店。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学生运动更掀高潮，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政府抗日的浪潮接连不断。时任校长杨汝良是个顽固派，压制学生运动，刘玺等进步同学将其轰出了校门。从此，学校没有了校长，只有个牺牲救国同盟会。刘玺参加了牺盟会并当了学生会的会长和运城学联代表，在地下党组织和牺盟会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学生下乡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亡形势，号召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根据刘玺在学生运动中的表现，1937年上半年牺盟会派其赴太原参加学生军训3个月。从此，他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且具备了一定的军事素质，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
战日寇，出生入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向我华北大举进攻，全国抗战形势逐步形成。党组织派刘玺到夏县组织培训抗日自卫队骨干和小学教员军政训练，并任政治工作员。1938年初，抗日自卫队改编为夏县抗日游击支队，当年5月刘玺经张怀谋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该县游击支队特务连指导员，同年10月到该县四区开展工作。当时夏县已建立了民主政权，李涛任县长兼支队长，但四区仍是阎锡山的旧人员，刘玺只身到那里接管了四区的工作，任区长兼牺盟会秘书。区政府原设在今盐湖区上王乡上王村，由 于党的早期工作者雷振龙是该乡牛庄村人，群众基础较好，且该村地理位置很好，距日本鬼子盘踞的曹张镇较远，离稷王山很近，便于疏散。所以，刘玺便协同雷振龙在牛庄村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将四区区政府迁往那里。区政府成立了武装区干队，还在各村建立农会、工会、妇会和抗日自卫队。武器缺乏，刘玺便从自己家里拿了1000多元购买枪支武装区干队和村自卫队。当时他家并不富裕，但为了革命而倾家荡产他也心甘情愿、在所不惜。刘玺带领游击队割敌人电线，破坏铁路，狙击小股敌人，攻打日本鬼子设在夏县水头镇曹张村的据点（当时鬼子还未驻扎在牛庄村和附近的黄家岭村，后来才逐渐在这些地方建起了碉堡）。刘玺和雷振龙等人一起建立了群众情报网，鬼子一动，鸡毛信就到，制服了汉奸、警备队和顽伪人员。安邑县阎顽县长张毓同和日本鬼子沆瀣一气，盘剥欺压老百姓，刘玺便带着他的武装区干队常常夜袭伪县长，打来攻去使其惶惶不可终日。
兴南庄村位于鸣条岗上，居高临下，沟壑很多，宜于防守，便于藏隐，是处军事要地。1938年冬，日本鬼子几百人驻扎在该村，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村民四处逃散，除了汉奸，几乎空无一人。刘玺凭着地形熟悉，怀着豪情壮志，置生死于不顾，带着10多名武装区干队常常夜里回村袭击日伪。据家弟刘璠回忆：“我家门前有一个大槐树，树上满是刀砍的印痕，我当时尚小不知其故，后来问起大哥刘玺，大哥说那是他夜砍日本哨兵时，哨兵躲闪而砍在树上的。鬼子们惊醒后，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刘玺他们才将敌人的重型武器扔进泊池，而携带着较轻的枪支弹药撤走了。此举对猖狂的日伪军是个很大的打击，使处于抗日低潮中的老百姓看到了一缕曙光。”还有一次夜里，刘玺带着他的游击队，向驻在村南门口的关老爷庙里的日本鬼子投掷炸弹，庙里着了火，烧死了不少敌人，大大挫伤了鬼子兵的锐气，再不敢在该村驻扎，村民们才陆续返回村里。后来，刘烈忱先生还将晋南的抗日首领嘉康杰同志藏在自家的阁楼上，待了一个多月，两人交谈甚多，康杰同志对刘家父子大加赞许，并将一份《堆云洞全图》交给刘老先生。这对刘玺坚持革命到底，对共产党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坚信不移，都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
刘玺对革命是忠诚的，对敌斗争是坚决的。他任夏县四区区长期间，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带领区政府人员积极开展宣传抗日救亡工作，揭露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妥协投降的阴谋。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带领牺盟会和农救会人员帮助抗日部队抬担架、救伤员并为八路军补充了大量兵员等。适时慰劳我抗日部队和友军（国民党38军等）。抗战取得胜利或过年过节时都要捐款捐物，进行慰劳，平时则发动妇女为部队做军鞋、鞋垫等等。新军212旅59团驻扎在刘玺任区长兼牺盟会秘书的夏县第四区，转移前刘玺在四区为该团筹集了7万多元，几千双鞋袜和大量布匹。当时有些地主不愿交钱，刘玺便将59团团长张锐达的父亲、舅父等人扣押起来，结果张家交了3000元才放人，别的有钱人家、地主富农也不敢违抗了。上级领导孙雨亭同志夸赞刘玺做得对做得好，办事认真不讲情面，值得表扬奖励。
转移时，留收余部
在地下党组织和牺盟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工作深入发展的时候，蒋介石于1939年冬突然发动了反共高潮。阎锡山也调动各派反动势力于1939年12月突然对我党活动地区进行疯狂地围剿和破坏，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决死队员，这就是有名的晋西南“十二月事变”。阎锡山还说什么：“决死纵队都赤化了，新军被共产党控制了。”并公然下令让旧军打新军，扬言“就地正法，格杀勿论”。于是，国民党驻中条山的第15军、第3军和阎顽势力互相勾结，猛烈进攻驻扎在中条山西部的新军212旅59团。59团实难在当地坚持下去，便转移到稷王山地区。随着势态的发展，日寇为配合阎顽的进攻，对稷王山地区进行了第三次“大扫荡”，形势非常严峻。经请示，中条山八路军办事处转来朱德总司令关于“212旅、213旅驻中条之部队，速到沁源与决死一纵队会合”的指示。势危情急，星夜动员，立即开展了宣传和组织等准备工作。除部队外，还将猗氏中心县委、牺盟乡宁中心区汾南办事处、稷王山工委和各县的所有脱产干部中能在部队工作者均分配到部队（有隐蔽条件、能坚持地下工作的个别人留下），并随军行动。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后，于1940年初，在稷山县丈八村召开了南路军的出师大会，讲明了反顽斗争的严重形势与出师讨逆的必要性。刘玺被编入59团随军转移，行至闻喜县北塬时，牺盟中心领导王竟成派张安云再回稷王山收罗余部，因张不熟悉环境，让刘协助。刘玺、张安云同因病留在稷王山的59团参谋处主任张怀谋等人负责召集了59团3营、54团22营、河津县大队，还有其他县一些未来得及转移的同志，组成了一个晋南游击队。蔡发祥任队长，刘玺任参谋长，在原夏县七里坡村一带同敌人开展游击战，多次与阎锡山的30军、国民党的15军，还有日本鬼子交战。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游击队伤亡惨重，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时，遂决定将剩余的部分战士移交国民党38军（友军），56名干部分散化装后赴太岳区。
1940年4月，刘玺同张安云、卢景福3人经过化装穿着土布衣服，带着良民证，同阳城县在我区贩卖棉花的10多人挑着棉花担子，从夏县禹王乡郭里村出发赴太岳区去。沿途处处受到国民党中央军和阎锡山的独立旅盘查。虽然闯过了一些关口，但行至沁水县中村时，中央军将其钱物全部抢光了。找不到部队，路又不熟无法行进，于是，又返回稷王山。此时，晋南地区和中条山一带全成了白色恐怖，国民党、阎锡山军政一起抓捕我军、我党未来得及转移的同志和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刘玺同田老八、卢景福等人一起又组织了十多人的游击队，昼伏夜出，偷袭敌人，斗争十分激烈，敌人对其恨之入骨。一次，刘玺发现一个汉奸，欲将其处死，但狡猾的汉奸跑了，他穷追不舍，结果被敌人发觉抓捕，凶恶的伪军将刘玺五花大绑押到夏县禹王城的集会上，扬言要斩首示众。幸亏被我地下交通员获知，报告时任该乡里庄村村长的刘玺舅父，用重金打通关节才将其保释下来。
为了保护地下党组织，也为了保护刘玺本人，地下夏县县委决定让刘玺到河南省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去工作。刘玺只身到了洛阳，在那里见到了运城早期党员车万轩和冯彦俊，得知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投敌，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刘玺便暂栖夏县老党员车万轩处（车当时在一家贸易公司当文书）。后以河南省立第10高小教书为名继续革命活动。此期间他和夏县同仁姚益全共同组织了一个秘密游击队，从表弟司马兰在洛阳开的铁工厂里拿了几千元为游击队购买枪支弹药。洛阳沦陷后，刘玺又回到西安同车万轩、晋升之等人一起通过老乡关系，给夏县康俊仁游击支队买了大批枪支弹药输送回去，支持家乡的抗日游击战争。
为革命，献出终生
1945年9月日寇投降之后，刘玺才回到了太岳区，在太行抗大六分校工作，后又在部队里当参谋。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旅、四兵团作训处、军大四分校、步校等部门任职，并参加了刘邓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逐鹿中原、决战淮海的大兵团，一直打到云南省。全国解放后继续在部队工作了13年，1963年转业到云南省化工厅工作，1986年离休（厅级）。
刘玺为革命献出了他的一切，走上革命道路以后，从不顾家，一心想着革命事业。几十口人的大家庭所有亲人去世，他都不在身边。祖父母对这个长孙疼爱有加、呵护备至，临终时呼唤其名未见其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姑叔姨姐就不用说了，父母和两个妻子也未能见上他最后一面。第一个妻子南春善和他是娃娃亲结婚，但两人感情很好，为了支持刘玺上学干革命，春善经常从娘家偷偷拿些钱来给他。1949年南春善在为他担惊受怕中度过了近20个年头，怀着对亲人的无限思念身染伤寒撒手人寰，留下一双不满10岁的儿女跟着爷爷奶奶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这时刘玺正行军于昆明郊区宜良县，他得知妻子病逝的消息后十分悲痛，3天未进食，大家还以为他生病了。1950年底经战友介绍，刘玺同昆明军区文化教员钟士遐女士结婚，两人情投意合，感情甚笃。但是，15年后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又使他家破人亡了。百岁老人胡淑贞说：“刘玺对革命忠诚无二，他为革命献出了一生，献出了一切，特别是在抗战初期，他们村驻扎着日本兵，并常有土匪汉奸出没，刘玺常常是夜袭日伪土匪为民除害，白天躲藏在我们家里。他虽然小不了我们几岁，但他是我的堂孙女婿，我曾多次保护过他。我丈夫南仁甫是当地知名的文化人，在一所中学当校长并教英语、美术等课程。这是一堵很好的挡风墙，没有人会怀疑我们家保护着一个革命者，敌人就更不会知道了。我们村是个抗日根据地，有几个抗日英雄，刘玺常和他们商量抗日的事儿，此时，我会主动给他们站岗放哨瞅着点儿。刘玺警惕性很高，又疾恶如仇，他短枪不离身，一有机会便会对日伪人员和汉奸土匪下手。他爱护百姓同情穷人，经常将自家的吃穿送给别人，我家的东西他也敢送。不过没事时，他会跟着我学纺线，还是我的一个义务帮手呢。解放后他每次回家都要来看我，近几年，每年八月十五还会捎云南有名的火腿月饼给我吃，没想到他竟然先我而去了。我丈夫在肃反时被误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60年代末，由于内侄女侯波的积极奔波、申诉，得到了平反昭雪，那时的刘玺却还蹲在共产党的牛棚里……”说到这里，耄耋老人热泪纵横，难过得再也说不下去了。
刘玺平反后能够正确对待特殊的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对他带来的诸多极不公正，对党的忠诚和热爱丝毫未减，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用生命最后不多的时间弥补极左路线造成的损失。离休后仍然做些力所能及、有益于人民的事情，特别是对家乡的经济建设，受到了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刘玺同志忆往昔、看今朝，心里高兴，情感激动，心脏病突发，于2005年9月26日在昆明逝世，享年88岁。刘玺仙逝的消息传回家乡后，引起了家乡人民和亲友的无限悲痛与思念。唁电、挽联、花篮、花圈，通过人送、通过机飞，或通过现代科学手段的处理，很快到了他的遗体前。
刘玺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始终如一地对党保持着忠诚的信念。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能在思想上、政治上始终同党保持一致，做党的人、听党的话、跟着党走；他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共产党人的艰苦朴素、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不求名、不求利，生活简朴，两袖清风，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他坚持原则、作风正派，不为自己谋取任何私利，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所具有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高风亮节，赢得了社会各方和至亲好友的尊敬。老战友刘玉渊在遗体告别的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金戈铁马挺进西南，气壮山河风光无限。”这是对刘玺革命生涯的高度概括和真实的写照。
夏县县委、县政府在刘玺逝世后的第3天发去《唁电》，充分肯定和赞扬了刘玺的历史功绩和对家乡的革命与建设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