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或许需要一种更高级的活法

学者钱穆认为，

快节奏、功利化的生活，

不是一种高级活法。
　　上世纪40年代，他曾说：

　　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国农村逐步破产，闲散生活再也维持不下来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认真，中国人正在开始正式学忙迫，学紧张，学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紧张又哪里是生活的正轨呢。
　　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国人在以往长时期的闲散生活中，实在亦有许多宝贵而可爱的经验，还常使我们回忆与流连。
　　这正是中国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国人今天的大苦处。

1955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组文化教育访问团赴日，特邀钱穆为团长，凌鸿勋、黄君璧等随行，是作即书于此行中。
　　钱穆理想的生活环境是什么呢？他说：

　　“人类断不能没有文化，没有都市，没有大群集合的种种活动。但人类更不能没有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自然、乡村、孤独与安定。人类最理想的生命，是从大自然中创造文化，从乡村里建设都市，从孤独中集成大群，从安定中寻出活动。
　
　　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华的都市，已热闹的大群，已定形的活动中讨生活，那只是挣扎。
　
　　觅享用，那只是堕退。问前途，也恐只有毁灭。想补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乡村，在孤独的安定中另求生机，重谋出路。”

　　钱穆还说：

　　一切物质生活全没多大深度，因此影响于全部人生的，也并不深刻。
　　乘飞机，凌空而去，只是快了些，并不见得坐飞机的人，在其内心深处，便会发出多大变化来……若使其人终身囿于物质生活中，没有启示透发其爱美的求知的内心深处。
　　一种无底止的向前追求，则实是人生一最大缺陷而无可补偿。
　　人生只有在心灵中进展，绝不仅在物质上涂饰。

　　钱穆还认为：

　　文化的人生，是在人类达成其自然人生之目的以外，或正在其达成自然人生之目的之中，偷着些余剩的精力来干另一些勾当，来玩另一套把戏。
　　闲暇乃文化之母，便是这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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