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印风在当前印坛上,特别是在具有竞技意味的展览和评比中“走低”,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莫非它真的在当代遭遇失落?
秦汉印作为中国印章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历为世人所肯定。虽然,当时的玺印制作者并不是基于艺术的目的进行创作的,但由于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熟练的 文字构成经验,使得在秦汉玺印中表现出了丰富而深邃的审美意识。特别是秦“摹印”文字及汉“缪篆”文字的形成和确立,为秦汉印乃至后世玺印的制作与创作,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千年之后,中国印章发展史上第二个高峰——明清流派印形成,纵览当时印坛诸家,也大都未能翻出秦汉印(特别是汉印)的如来掌心。至近代,黄牧甫自不必说,写意印巨匠吴昌硕的印式基础在秦汉,以霸悍印风名世的白石老人的根基依然是汉式。即便在当代,诸如韩天衡、王镛 、石开等位,以及“流行”麾下的不少兵勇骁将的作品,倘若拂去其色泽不一的外在包装,其本质依然未出秦汉印的藩篱,骨子里依然是秦汉印的基本构成形式!
不可否认,自明清艺术家自觉从事篆刻创作以来,秦汉印式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当代有了“审美疲劳”之虞。秦汉印式所奠定的平直取势、均衡分布的构成规律,在当前日新月异的生活节奏和追求视觉冲击的社会风尚中,显现出了陈陈相因的“弱势”一面。秦汉印以静为本,静中寓动,表现的是一种内蕴式的文化精神,许多经典秦汉印式必须在细读和把玩之余,方能感受到其精妙之处。仅此一点,在当今具有竞技意味的展览和评比过程中,已经成为不可能。当评委们面对数以万计的参展作品时,目光停留于每件作品上的时间唯有以秒来计,何能细读和玩味?加之秦汉印式创作队伍庞大,其中又不乏平平之作,如此芸芸众生,难免大多成为“垫背”者。
作为篆刻艺术圭臬的秦汉印式,暂时的“走低”并非坏事,但凡游艺其中的有识之士必然会反思再三,寻求与时俱进的途径。以我之见,恐怕首先须矫正对秦汉印“四平八稳”的概念化认识。在大量的存世秦汉印(尤其是汉印)中,有数量巨多的那种既找不出毛病,又看不出“印眼”的中流作品,长期面对难免形成审美定势。况且历来印人授徒,多以平正入手教诲,往往忽视了动态的变化的一面。实际上,秦汉印中不乏有精彩之作,即便置于当今展示中,依然熠熠生辉。只是这些印例各自面目不凡,不像常见的秦汉印具有明显的构成形式,易于总结概括。但其中也并非无规律可循,其要诀在“动”,在“对比”,在“开合”。从宏观上看,秦汉印大多以实用为目的,故其印风大致以平正为宗,然能知其不平之平、不正之正者,始为真知。囿于传统观念和认识,学印者较多关注的是秦汉印的“面”,较少着眼于某些“点”,而这些“点”却往往在不经意处折射出前人智慧的闪光。
对秦汉印全面认识和深层次的探讨,有时须依赖角度的转换和方法上的改进。比如我学印初始,一直认为汉人以制作白文印为主,后来知道了封泥,明白了汉人用印的方式,才知道汉印要获得的实际上是朱文(封泥)效果。直至《上海博物馆藏印选》出版,书中以新拓封泥刊印,才真正感受了秦汉时人们所追求的线条形态。再如过去看秦汉印,基本上是看钤盖的印刷本,原拓很少得见,更不用说通过研究实物来了解古玺印的制作方法。前几年收藏了几十方秦半通印,知其基本为凿刻而成,其中数方明显可见是用平头刀具“铲”出来的。倘若不见实物,一味用刀尖去摹仿刻划,决然不会有“铲”的效果。凡此种种,足见秦汉印的博大精深,我们所了解的领域和深度肯定还没有完全企及。另外,前人早有“印外求印”的精辟之说,学习秦汉印的同时,仍须广涉博取、移花接木,方能丰富和深化秦汉印式的表现力。在这一方面,自赵之谦起,已经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典范。
前说吴昌硕、齐白石等前辈印作的根基在汉印,特指他们的基本构图方式仍如秦汉印那样均等分割、平衡布阵。其风格之所以能特立独行,如果从技法的层面上看,则与线条形态及篆法变化有很大关系。至于线条形态的变化,则缘于刀法的变化。而探索刀法的多样性、强调刀法的抒情性,可以说是当代印坛对篆刻艺术的一大贡献。同侪王镛、马士达、石开、陈国斌等位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相较之下,传统的以单刀、双刀,冲刀、切刀刻治秦汉印式的方法就显得单调了。
其实,当前对秦汉印式最具挑战性、最具冲击力的当属形式问题。形式犹如人的相貌与身材,很容易在瞬间引吸人们的眼球。当社会风尚已从樱桃小嘴转换成腥唇大口时,秦汉印式的“弱势”似乎也就成了必然。不可否认的是,形式是艺术的生命,但不是艺术的灵魂。就篆刻而言,其灵魂更多地表现在由方寸之地所反映出的文化素养和人文精神上。借用《周易》的话来说,形式可谓之“器”,形式背后的精神是谓“道”。我们一方面要倡导对篆刻形式的不断创造,同时又须把握一种“度”。失度的、走马灯式的追求形式变化,必然消弱对篆刻艺术文化内涵的诉求。况且,在一种争奇斗妍式的竞争中,可能会导致对篆刻形式的简单猎奇,从而影响了篆刻艺术向纵深的发展。在流行篆刻展中,葛冰华展示了他的“公章系列”,徐正廉肯定了葛冰华的大胆与敏锐之后,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不知葛君以后的印章将如何刻(原文记不清了,大意如此)?事实上,后来我们在“兰亭展”,在“西泠印社评展”中所看到的葛君的作品,并没有公章形式。如果完全说葛君出于“功利”,显然有失公允。事实上,越是新奇的形式,其表现力越是有限的。
从表象上看,秦汉印形式可以用平正方直来概括,然而其精妙之处也都是在平正方直的基点上生发出来的。这种“看似平淡却奇倔”的表现手段,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东方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秦汉印中所表现出的从容、和谐与睿智,是人文精神在篆刻艺术中的具体反映。在当代,对秦汉印优秀形式的继承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亟待要做的,是在学习与坚守中,如何吸纳时代气息和表现个性,使每一位篆刻家都能通过作品展现其生命与灵魂的美丽与真实。
“江山代有才人出”,相信作为篆刻艺术瑰宝的秦汉印式不会失落下去,一代又一代的印坛新人必将在秦汉印式这株老树上催开新的绚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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