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甲骨文

世上各种不同的辞典和百科全书关于“文字”的解释不尽相同，不过有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人类有意思要表达，可以说话，但语言只限于口头声音，留不下痕迹无法记录，也就不能传远传久，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迫切地需要传达和保存语言，以便不同空间与不同时间的同类领会了解，文字即是先民在这种需求下，不断的探索尝试的产物。
世界文明有三大独立形成的文字系统，即埃及尼罗河的圣书文字（世人多以象形文字称之，但世界上很多古老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故这儿从裘锡圭先生说），美索不达米亚的锡形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字。

埃及圣书文字，大多刻在神庙、墓葬及法老石棺之上。

美索不达米亚锡形文字，大多数刻在粘土板上。

中国甲骨文字，大多刻于龟版兽骨之上。
这些古文字起初都是一种图画式的表意符号，也就是所谓的象形文字。据专攻此业的学者说，当某个图形或符号比较固定地对应语言里某个词的时候，它就初步具有了文字的性质。但要使语言里的每一个成分都有记录它的符号，也就是只能部分记录语言的原始文字，发展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成熟文字，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甲骨文是已知的最早的成熟汉字，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的，有着自身漫长的发展过程，若不了解这个源流，则不能对甲骨文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我们还得有个追溯，先扯些相关的其他。
1987年，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了一些有刻符的兽骨和陶器，碳十四测定贾湖文化遗存的年代为公元前7000至公元前5800年之间，故而遗物上具有原始文字性质刻符已有差不多八千年的历史，比之前中国境内已发现的最早史前符号要早二三千年，更比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早五六千年（甲骨文距今有三千年，时间久远得已经够让人犯晕了，可贾湖刻符更比甲骨文要早五千多年，着实崩溃！），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贾湖刻符与商代甲骨文对比，有诸多惊人的类同，如：都是刻在甲骨上；都是人为线刻；字形相同且都与巫灵或占卜有关， 只是资料太单一，无法让所有的学人完全认同。

河南贾湖遗址出土龟甲上的刻符

河南贾湖遗址出土龟甲及石器上的刻符
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家寨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许多刻画记号，这些记号几乎都在出土器物的外口缘的位置上，所以考古人员推断，它们是具有一定意义的符号，这些刻符距今大约六千年。

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陶器上的刻画符号
同样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淮河流域的蚌埠双墩遗址出土了将近三百件陶器，这些六千多年前陶器上的刻符除了有鱼、鹿、猪、鸟等多种动物图案之外，还有五十多个其他线画符号，其中有好多可以与后来的甲骨文对比，虽然不能最终确定这些刻符就是原始文字，但这些符号比半坡遗址出土的刻符种类更多更复杂。

安蚌埠双墩遗址出土陶器上符号与甲骨文及现代汉字对比
乐都柳湾遗址中出土了陶器陶符是史前符号中数量最多的一宗，大约一百三十多种，此文化的时间段为公元前2350-公元前2050年之间，据推测这些符号是陶器制作工程中使用的临时标记，但无法否认，它们具有某种特殊含义，是比结绳记事更为先进的符号记事。

青海乐都柳湾遗址中出土陶器上的符号
有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上的单体符号是中国最早的图画文字，如解释农具斧形符号为“戉”（后作钺），而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日火山”符号，先后发现于莒县陵阳河和蒙城尉迟寺，似乎是几个部首组合而成的会意字，于省吾释为“旦”字，意思是黎明或日出，也有专家不同意这种解释，但一致认为，这些陶尊上符号是汉字的源头。

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陶器上农具斧形符号

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陶器上“日火山”符号

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的陶尊上“日火山”符号
二里头文化已被大多数学者确认为早于商的夏文化，其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也发现有二十多种刻符，另外，在一座祭祀坑中发现了有刻符的兽骨，同样，不能完全确定这些刻符是否为真正的字，但其笔画形状来看，已有甲骨文的相貌了。

二里头遗址陶器上刻画符号
贾湖在河南，双墩在安徽，半坡在陕西，乐都柳湾在青海，大汶口在山东，这些文化遗址分布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不同地区，由此可知，中国之汉字是各地文化不断交融作用的结果，绝非一地独枝发展而成。据说，中国的文化与艺术实乃万涓细水汇成的汪茫大河，又有惊人的连续性，一直不明所以，对汉字源流有了些了解之后，才觉得这话果然不错。
甲骨文最早称为契文，又叫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甲骨文为后来约定俗成之名，甲骨之甲，是指龟的腹甲和少数背甲；甲骨之骨，是水牛或家牛及少数其他动物的骨骼，主要为肩胛骨。刻在这两种占卜骨料的文字，是谓甲骨文，为商朝后期的文字。在早于商朝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骨卜的习俗，就是用牛羊鹿或猪的肩胛骨，清理刮制后灸烧出裂纹，以这些裂纹为卜兆而审定凶吉。

龙山文化时期的动物肩胛骨卜骨
商代人继承了前人灼烧骨片并按照裂纹预测吉凶的做法，事事都用进行这种占卜，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这种占卜大致的过程为，首先在杀龟或兽取骨，杀之前要举行对这些动物的祭祀，然后清理骨料，若是龟甲，则先锯开后搓平高凸；若是兽肩胛骨，则要锯去臼突，刮磨平厚。

龟腹甲各部分名称
选料打磨之后，还要对其钻槽，钻为圆形平底，凿为枣核菱形形底，之所以在甲与骨上这样钻凿，是为了让这些部分的骨料变薄，加热后其另一面显现就能出现一竖一横两条裂纹，这样交于中轴并通过钻凿背面圆心的两条裂纹如同“卜”字，叫作“兆”，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占卜之后，都要将所卜之事刻写于卜兆旁边，一般一面采取正面口气，另一面采取反面口气，事后还会刻上应验与否的结果，这就是通常说的卜辞。

占卜过程图解之一

占卜过程图解之二

龟腹甲正面卜辞及卜兆示意图

龟腹甲背面钻凿及其示意图
殷人又是虔诚的祖先崇拜者，往往借动物骨甲为媒介而与死去的祖先沟通消息，每隔一定时日就要举行祭典并贡献牺牲。每逢举行祭典时，受祭享的和被祈求谕示的那位祖先的姓名就要载入卜辞并刻在卜骨上，假如恰逢举行大典，全体祖先或其中的多位接受合祭时，卜辞中就会按一定顺序刻上众位帝王和王妣的名字。学者们正是以此来考证商王世系并由此推断甲骨卜辞的分期年代，当然，甲骨卜辞不单只有这些，还包括商人的历史、宗法、气象、国家形制、祭祀礼仪、农业历法等各种信息，以这些资料为研究对象，即为甲骨之学。
占卜刻辞后，商人就把这些甲骨作为文档有意识的保存起来，往往将其深埋在地下窟坑中，最初发掘殷墟本就是为了寻找这样的有字甲骨，而殷墟发掘史上，有过几次重大收获，最著名的当属H127甲骨窟藏。

有字甲骨自清末发现后就成了珍贵之物，然而，有字的甲骨一般都是零星小块，其上的卜辞也多半残缺不全，极少能发现刻有卜辞的完整龟版，1928年到1936年，殷墟进行的十几次科学发掘中，所得的有字甲骨总共不过六千五百多片，完整的龟板只有十多片，1936年6月12日，考古人员在一个定名为H127的灰坑中发现了大量龟板，发掘半小时内，就在半立方公尺的土中出土了三千多块龟板，而且灰坑地下还埋有很多，全体工作人员一致决定，不再一片片地起取，而是把整个灰坑整块挖出，只是当时安阳没有搬运3吨多重的现代设备，据说后来是请来了抬袁世凯棺材的轿夫，集合几十人的力量才把这个甲骨灰土柱抬上火车的，运抵南京后在室内剥离，共清理出一万七千多片有字甲骨，其中完整的龟甲达三百多片，这是殷墟发掘史上最令人惊异的成就。这批甲骨抗战中运抵四川，后又运抵台湾，如今殷墟博物院甲骨窟穴展厅，就是当年H127坑的复制翻版。

1936年夏，H127甲骨坑发掘出土及搬运情形
已发现的甲骨文字共有五千多个，没有争议的可识字仅有一千多个，然这些可认字大多符合《说文解字》中所说的象形、会意、形声、假借等造字方法，其实假借只是一种“借来一用”替代，不是新造字，所以，实际造字法只有象形、会意、形声这三种，其中，象形和会意都有局限性，比如一些字无形可象、不能会意，故而造字法中以形声最为先进，用声符注意，配以边旁，就能够造出无穷的新字，许慎云：“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这里的“孳乳”，正是繁殖的意思，今天我们所写所用之字，大多是形声字，几乎都是甲骨文“孳乳”而来。汉字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一字一音，句子是由一个个单字组合而成，正是从甲骨文开始，炎黄子孙走上了这种独特的文字语言发展之路。

甲骨文字形举例，形声字中数字为四声声调
甲骨文基本是用刀刻在的龟甲和牛骨之上的，也有用类似毛笔一类工具书写的。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多为方折笔，瘦劲挺拔；书写的以圆笔居多，肥壮雄浑。这些甲骨文的字体结构长短虽然大小不一，错综变化，但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无论疏落参差还是密密集严整，都显得古朴多姿又自然流畅，另外，甲骨文没有完全摆脱象形的原始特征，也就是字形线条具有形体模拟的多样性，甲骨文也就迥异于一般的符号，可以自由地进行多样化的线条运动和空间构造，因此使汉字具备了以形体姿态表现抽象化的情感和气势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国的书法艺术，从甲骨文时代就开始发展了。

牛肩胛骨，其上三条完整卜辞记载田猎和祭祀，断代为武丁一期。

牛骨，字内涂朱，记北方部族入侵、王命诸侯、田猎几天象诸事。

犀牛肋骨，一面记王将猎获之犀牛赏赐宰丰，一面刻纹并嵌绿松石。

宰丰骨匕正面卜辞及反面蝉纹和虬龙纹拓片，可谓最早之装帧书。
以现代的眼光看，甲骨文还有许多原始性，如一些字可以正写，也可以反写，如企，雀等字；构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实物的特征，而笔画多少并不一致，如车等字；只注重象形会意而不固定。一个字也就有几种不一样的写法，如逐等。可是，后人又怎能对前人提要求呢，这恰恰说明，文明的进步是波澜浩渺的长河，文化的发展又需要多少的积淀和冲刷，这无声的字里行间也有声声惊雷。

世界上的其他的古文字都失传灭亡了，唯有甲骨文发展来的汉字，仍被上亿人使用着，弟总以为，我们手中这副笔墨书写下的文字就是华夏文化之精髓！陈嘉映先生的《旅行人信札》是我最喜欢看的一本游记，其中有句话记得顶清楚，他说：“知识分子比较爱国，就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国有过那么值得自豪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