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英：载着幸福的代步车

载着幸福的代步车

□王志英

代步车就是代替步行的工具，它不但反映出一个家庭的富裕程度，也显示出国家发展建设带来的变化。

我的上学阶段，小学在本村，完小在羊村，师范在运城。羊村离家10里路，运城离家30里。但不论远与近，都是步行去，步行回。要想找到一辆小汽车比上天还难，自行车也少之又少。偶尔见到一个骑自行车的，还讥讽人家“骑洋马（就是自行车），膏煤油，顶上坐个八昏头”！明显的“笑人无、恨人有”嘛！其实是希望自己也能有一辆呢！

机会终于来了：农业社经济发展之后，爸爸用分红款买了一辆自行车，锃光瓦亮，蹬起来飞快，车铃一按就叮铃铃响，乐得全家人合不拢嘴。先是爸爸骑着，我当教师后就成了我的代步工具。

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分成了三个小家，自行车又回归到爸爸那里。我也被调到离家35公里外的永济县开张中学任教，我和爱人节衣缩食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作为我的代步工具。

后来，我被调到县教育局搞教研工作，又调到县委办公室搞通讯报道，再调到王范公社任党委书记，这辆代步车都是我的“贴身卫士”，伴随我下乡，伴随我调研，伴随我采访，伴随我劳动……

1970年，我就是骑着这辆代步车和赵永康、霍子江去安邑水泵社采访的，稿子被发表在当年3月13日的《山西日报》上，就是这张报纸创造了我的新闻之“最”：除了第三版上半部分是国内外新闻外，其余头版、二版、四版与三版下半部分，都是安邑水泵社为农业服务的调查报告、社论、事迹和照片。

3月17日，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省革委“关于学习安邑水泵社的通知”和由我采写的6篇对安邑水泵社的评价；任王范公社书记后，我还是骑着这辆代步车，深入田间，深入群众，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特别是平田整地那两年，我天天一大早骑自行车赶到一个大队，早上拉车平地，饭后跑遍12个大队，晚上去田间检查浇地。

五年间，就是靠着这辆“贴身卫士”和全社干群一起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创造了粮棉生产先进单位，建设了一支革命化的大小队班子，从而，抛掉了“后进公社”的帽子。

再后来，我担任了政府办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协秘书长，仍是骑着这辆代步车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除非同领导一起下乡，才能沾上个光坐坐小轿车。

2003年——我退休四年后，儿子见我骑车子吃力，便从中外名牌店里买回来一辆“千鹤”电动车。从此，“千鹤”就成了我的专用代步车。

骑着电动车搞业余访问，骑着它去单位帮忙，骑着它去喜欢的地方……特别是被选为区老促会常务理事后，我就是骑着它多次拜访原政府成员、走访老游击队员、查阅有关历史资料，收集和编撰了《王鸿钧：运城地区建党第一人》《三打运城》《抗日县长赵宜轩》《赵殿举与安北县大队》《安民：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优秀党员》等18篇，我算了算，仅退休后我就在报纸刊物和文学网站上发表了1200多篇作品，这能和我的电动代步车分开吗？

2012年冬，我不听人劝买了一辆小轿车，买回来后却因超龄没有考取驾照的资格，有事外出，还得寻找司机，多不方便啊！特别是老伴的“行”全靠我的“带”。你说，一个75岁的老汉用电动车带上一个74岁的老太太，容易吗？人常说：“小孩怕惊，老人怕跌。”怎么办呢？

就在我上下求索时，晨练中，发现有不少老汉骑着三轮电动车带着老伴，便问：“好骑吗？”“好骑，会骑电动车就会骑三轮电动车。”“不像老式三轮车光打转转吗？”“不，它和汽车结构差不多，既稳当又好开，保证摔不着人！”于是，我就和老伴商量买了一辆三轮电动车，从此，我天天带着她晨练，经常去早市买菜，有时还到我们喜欢的地方去游玩……特别是今年春节时，各县在运城市区各大公园举办“迎春花灯展”时，我就带着老伴到东花园、禹都公园、舜帝陵……挨个看，一个也没有放过，看得我眼花缭乱、心旷神怡。真是不出运城就看遍了全市各个县（市、区）的巨大变化。

几十年来，我们这个普通人家，从步行到用自行车代步，再到用电动车代步；上了年纪后，又买了一辆小轿车代步，不出城时就用电动三轮车代步，这同祖父辈比，同父亲辈比，无疑，我是掉进了福窝窝。

“一滴水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辉。”代步车的不断变化，也见证了伟大祖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飞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