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宗谅重修岳阳楼意欲何为，不动用公款是如何做到的

重修岳阳楼的滕宗谅

(吴钩)

重修岳阳楼的滕宗谅，与范仲淹为同年进士，是一位有着豪侠气概的士大夫，能领兵杀敌，喜结交朋友，行事豪迈，出手慷慨，常一掷千金。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监察御史梁坚弹劾滕宗谅之前担任泾州（今甘肃泾川）知州时，“用过官钱（公用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不明，必是侵欺入己”。

滕宗谅涉嫌滥用的，是属于地方政府公务经费性质的公用钱，而不是属于长官个人津贴性质的公使钱。

但若说滕宗谅挪用了16万贯公用钱，那显然也是不实之词，因为朝廷拨给泾州的公用钱数目都不可能有16万贯之多。我也不相信滕宗谅是一名贪官，私吞了公用钱，因为滕宗谅本人并不贪财，只是花费公款一直大手大脚，去世时身无长物，“及卒，无余财”，生前他经手的公用钱，应该都用于公务接待与馈赠游士故人了，而非入了他私囊。但说他“枉费公用钱”，却是确凿无疑的。

参知政事范仲淹与谏官欧阳修“则力争而宽之”，毕竟滕宗谅并无贪赃入己的行为，以公用钱“馈遗游士故人”也是本朝惯例。范仲淹还告诉仁宗皇帝：他和韩琦以前在泾州时，也是这么使用公用钱的，“曾为庆州签判、秘书丞马倩身亡，本人家贫亲老，与钱一百贯文；又泾州保定知县、大理寺丞刘袭礼丁父忧，家贫起发不得，与钱一百贯文；又虢州推官、监环州入中陈叔度丁父忧，家贫无依，与钱五十贯文；又进士黄通来泾州相看，与钱五十贯文”。如果这么做有罪，那么请皇上“将臣与韩琦用钱事状，一处定断，以正典刑”。

宋仁宗权衡再三，听从范仲淹之言，对滕宗谅从轻发落，夺一官（降一级官阶），徒知虢州（今河南灵宝）。时为庆历四年（1044年）正月。

但是，仁宗的这个处分决定，立即受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强烈反对。王拱辰上书说：“赏罚者，朝廷之所以令天下也。此柄一失，则善恶不足以惩劝。今滕宗谅在边，盗用公使钱，不俟具狱，止削一官，皆以谓所坐太轻，未合至公。”又说，如果不对滕宗谅严肃处理，他就辞职不干了，“臣明日更不敢入朝”。

其他御史也“执坚奏劾宗谅不已”。最后，宋仁宗不得不“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在二月份重新下诏，“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北宋时，岳州差不多就是一个蛮荒之地。不过，滕宗谅到底是豪爽之人，不会太计较穷山恶水。他上任不久，便决定重新修葺岳州的岳阳楼。

这一次，滕宗谅不敢动用公款，而是采用了“众筹”的办法，这是因为岳州有不少“老赖”，欠债不还。滕宗谅便发布一个通告：“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意思是说，凡是讨不回债款的债主，如果愿意将他们的一部分债权捐献给政府修建岳阳楼，政府将协助他们追债。于是“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

滕宗谅自己掌管这笔巨款，“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按王拱辰的说法，滕宗谅从中捞到了不少油水，“自入者亦不鲜焉”，可是“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

滕宗谅显然是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其操守也不必怀疑，但我们不能不指出，他也是一个藐视制度的人。一些人很欣赏他，如范仲淹、欧阳修；另一些人则很看不惯他，如杜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