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春到古稀的同窗情——梁柱文散文

那天早上，打开手机，微信上老同学姚安多发来信息：“史菊芳于今晨6时不幸逝世。咱们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学！”我感同身受，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史菊芳是我们解州高中26班的同学，当年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她个子高挑，身材匀称，面容白里透红，一头乌发，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性格活泼开朗，平易近人。同学大都乐意与她接近、交往。

记得高一有一天，我们班前往原车盘公社南营大队摘棉花，支援农民秋收。时令已是深秋，我穿着母亲缝制的黑色中式小棉袄，正要系社员提供给我们的包袱时，史菊芳突然来到我面前，说是有些凉，要穿我的黑棉袄，让我穿她的红毛衣。我十分惊讶，转念即想，她是城市女孩，自然对我的中式棉袄感到新鲜。我是农村娃，自小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穿过毛衣，于是很爽快地脱下我的黑棉袄递给她，接过她的毛衣穿上，然后开始摘棉花。这一天劳动很愉快。我平生第一次穿上了连想也不曾想过的毛衣，过了一下瘾，心里感到异常兴奋和幸福。我想，她也一定是。

第二年，我们一起读报纸、写板报、编演文艺小节目，还和七八个同学一起相约去北京，乘车到钢城包头、天府之国成都。一路舟车劳顿，生活很不规律，我不幸病倒了，浑身煎熬乏力，喉咙疼痛。史菊芳和同学们给我打来饭和水，叮嘱我吃好、多喝水。

毕业时除全班同学合影外，我们10余个特别要好的同学还照了张合影，其中有史菊芳。

毕业后，我返乡接受再教育，和许多同学失去了联系。1978年，我被分配到原运城县人民广播站上班。大概是1980年后，得知史菊芳在运城地区洗涤剂厂上班，我抽暇去拜访叙旧，才续上中断了十几年的联系。那时候，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忙碌着，没事也不多联系。直到1994年，解州中学高25班、26班的几十位同学从各县来到运城菊花酒楼聚会，不少同学都是分别20多年后第一次见面，分外亲切。

1995年，我的儿子举办婚礼，史菊芳等同学前来捧场祝贺。1997年3月，一同学因病不幸逝世，菊芳和我等前去最后告别，回程拐到我家泓芝驿镇东庄村小憩，吃了点麻花，喝了杯水。之后20余年，我再没有和菊芳谋过面，后来听说她去北京照顾在那工作的女儿了。开始我们都没有手机，待有了手机，却不知号码，便无缘相聚。

2018年3月，我和老同学吕应安闲聊，说：“咱们都老了，怀旧，很想见见过去的同学。你住在运城，可以把咱班的同学联系起来聚一聚。”

同年5月的一天，赵瞻国、赵宏元与我正在盐湖党校帮忙研究材料，忽然接到吕应安电话，让我们立即前往河东中医小儿推拿学校参加同学聚会。我很高兴，问有谁，他说：“有史菊芳、姚安多、杨经业、赵胜利、王洁屏，现在就缺你和刘晓霞了！”我们抓紧把材料整理完，时间已过11点半。因都不熟悉路，12点半多了，我们才找到地方。久别重逢，分外亲热。大家一一握手，互相问好。尽管我们已年届古稀，但谈笑风生，神采奕奕，依然不乏生气和活力。菊芳特别称赞我精神好、心态好。我说：“20多年不得相见，老不中用了！”她说：“前些年还是经常联系的嘛！”我问她，还记不记得穿我的黑棉袄？“咋不记得！”说着她高兴地笑了起来。我们边吃边聊，气氛热烈。当我说起兄弟班同学郭春香、马丁生夫妇，欲联系而不知电话号码时，菊芳说她家本子上记着号码。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匆匆相聚，又匆匆分别，各奔东西。分手前，我在手机上记录了大家的电话号码。没多时，我拨通了史菊芳的电话，铃响一阵后无人接听。我想她可能手机不在身边没听着。第二天第三天又打，依然如故。我心生疑虑，很是不安，向王洁萍、刘晓霞电话询问，方得知菊芳不幸患病，到北京治疗去了。

2019年3月的一天，我在火车站邂逅王玉山，他和史菊芳是初中同班同学。他说：“菊芳回来了，前些天我们几个同学还去看过。”下午，我又多次拨了菊芳的电话，还是没有打通。于是，我联系姚安多询问情况。他告诉我，菊芳又去了北京。我说：“你消息灵通，待菊芳回来后来电相告，我得看看她。”同年6月的一天，我接到姚安多电话：“菊芳回来了，住运城第一医院，咱们明天去看看。”我说：“好的！”约定次日早8点前去。

那天一早，我搭乘换了两次公交车到了第一医院，和姚安多、吕应安我们相随上到14楼，见到病床上的菊芳。她看见我们很是高兴，靠着被子坐了起来。她剃了光头，疾病折磨得脸瘦了，也不那么红润了，然而精神状态很好，和我们聊了很多，谈了她的病情，叮嘱我们保重。她说：“年届70古来稀，应当知足了。积极治疗，顺其自然吧！”她大度不忧，令人钦佩。怕她体力不支，我们只能依依不舍地告辞。

没想到这一见，便是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