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河东卫门书派

阅读提要：柳宗元与刘禹锡在二次南贬中，就指导孩童学书事互有赠答诗书往来，其中提到“一台二妙”的典故和“卫夫人”语，涉及河东卫门书派的卫瓘和卫铄。柳宗元工隶擅草亦楷，尤长章草。探究他的书法，追踪溯源，亦见受卫门书派的影响之痕。

柳宗元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代书法名家。作为河东柳门人物，他与柳公权分别知名于唐元和、长庆年间。清人何焯据《因话录》所载，“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长庆以来，柳尚书公权，又以博闻强识工书，不离近侍。柳氏言书者，近世有此二人”。他的书作今时未见流传下来，但在他的文集中，见有数篇涉及书事，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书法活动，也为我们研究他的书法承接和渊源提供了方便，其中与历史上著名的河东卫氏书派的联系，有迹可察。

柳宗元书法流派与卫门书派的关系

柳宗元在他二次南贬、左迁柳州之初，同谪友刘禹锡就指导刘家孩童学书一事互有赠答诗作，共为八首。诗中多用典故，如提到汉代的张芝和钟繇，张芝的临池说，“为报元常（钟繇）欲抗行”语；“一台二妙”的晋代卫瓘与索靖的典故；“女中谁是卫夫人”语；王羲之同瘐安西（瘐翼）的“纸背题字”和“厌家鸡”之说；王羲之的写论“付官奴”事，就羲之、献之父子书法评论的谢安之问；“慵工记姓名”的项羽学书之传等。这里提到的卫瓘、卫铄，是伯父与侄女二人，为一代书法大家，即籍安邑卫家；柳宗元则是解之柳家，同属河东名门望族书派的卫、薛、裴、柳、梁之列，这中间的地域近缘的影响或可以见。正如柳宗元在《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中说的，“仆蚤好观古书，家有蓄魏晋时尺牍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足见他早时已对魏晋书学的熟知，其中的卫门名家当是不言而喻。有据可证的是，柳宗元的草书传承上溯在唐代可以追到祖师张旭。他同刘禹锡“南宫起草旧连名”的“一台二妙”之喻，典出《晋书·卫瓘传》：“（卫瓘）学问深博，明习文艺，与尚书郎敦煌索靖俱善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汉末张芝亦善草书，论者谓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由此看来，柳宗元草书受晋人卫瓘、索靖的影响也是毫无疑问的。更见“章草入神，小篆隶、行、草入妙”的卫瓘（张怀瓘《书断》）对柳宗元的影响之大。卫瓘章草的“‘放手流便’（纵引笔势）的发展，正是王羲之今草之先声”（《书法丛刊》2012第二期）。“吴郡张旭言：……永禅师乃羲、献之孙，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传陆柬之，陆传子彦远……”（卢携《临池妙诀》）。而至张旭，“以授颜真卿、李阳冰、徐浩、韩滉……徐浩传子涛及皇甫阅……皇甫阅传柳宗元、刘禹锡、杨归厚……”（元·郑杓《书法传流》）。亦见盛唐、中唐一大批书法家都与张旭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由此上溯，也因各人的不同喜好，而对远代的书法产生偏爱，如柳宗元的“尤长章草”。刘禹锡在《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中有语“箧盈草隶，架满文篇。钟索继美，班杨差肩”。章草是草隶的一种，是柳宗元最具代表性的书体，是说他足以媲美魏晋书法大家的钟繇、索靖，卫铄受师于钟繇之传，而卫瓘、索靖因“一台二妙”的书名，也可见他对于卫门书派的执着。刘禹锡还在《伤愚溪三首》中，称柳宗元为“草圣”。“草圣”是对张颠即张旭的特称，用于柳宗元亦见对他的时评。柳宗元《与李睦州论服气书》中，有“形纵而理逆”一语，针指“书无师承”的弊端，是柳宗元对幼时学书“无所师而徒状其文也”的深切感受。无师承的结果是费力越多，离所追求的目标越远，可见他在师承问题上的一丝不苟。柳宗元近缘书法可为张旭、徐浩、皇甫阅，其中张旭草而兼楷，徐浩楷隶草兼具，皇甫阅据知唯楷而已。柳宗元工隶擅草亦楷，尤长章草。论理“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变索靖法，稍以华胜……隋智永又变此法，至唐人绝罕为之”（宋·黄伯思《东观余论》），然柳宗元于后期能以此见长，“为时所宝”且有“柳家新样元和脚”，即为章草的一种书法新制，更是难能可贵。

柳宗元笔精赋与卫夫人笔阵图的关联

柳、刘在关于孩童学书的赠答诗中，提到卫夫人，也说明他们对卫门书派的钟情。《柳宗元文集》收有《永字八法颂》。陈思《书苑菁华》卷二在论及散水法口诀时谓，“柳宗元《笔精赋》云，散水幽纵，《黄庭》宗之是也”。说明柳宗元曾作《笔精赋》，其中曾涉及永字八法，亦有关于散水法的论述，后人或将涉及八法者单独拈入，逐成《永字八法颂》。而元人陶宗义记此颂名曰《笔精赋》，看来这《笔精赋》其精点就是这八法颂。柳宗元的《笔精赋》同卫夫人的《笔阵图》有无关联呢？可试作分析。在书史上，永字因其特殊性，最为人们关注。八法应当起源甚早，陈思《书苑菁华》卷二引《禁经》谓，“八法起于隶字之始，自崔张钟王，传授所用……”“（王羲之）传授至于永禅师，而至张旭始，知八法诀”。张旭传有《永字八法》：“侧不患理，勒不贵卧。弩遇直而败力，趯当存而势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锋轻。啄仓皇而疾罨，磔谮|以开撑。”柳宗元《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中，对永字细加分析，以辨其伪，指其“永字等颇效王氏变法”，足见他对王羲之书法的熟知和承传之勤。王羲之学书于卫夫人，得其真传，以理推之，柳宗元亦当对卫夫人书法也是谙熟于心的。卫夫人“尤善隶书，师钟繇”。据书家考证，“王羲之行草，不离隶法”。柳宗元学王书，独钟爱草书和隶书，这样联系起来，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卫夫人传有《笔阵图》，指出了七种笔划、六种用笔，总之用笔之法要有筋力，要讲笔势，这和后人的永字八法，实则八种笔划的用笔之法不无关系。唐人李阳冰云：“昔逸少（王羲之）上书，遂历多载，十五年中，偏攻永字，以其八法之势能通一切也”（见陈思《书苑菁华》卷二引《禁经》语）。在永字八法的探讨上，唐人更见热势，我们还可总观细加对照分析，以发其微。卫夫人《笔阵图》中讲到的七种笔划，是指横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点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撇如陆断犀象；折如百钧弩发；竖如万岁枯藤；捺如崩浪奔雷；钩如劲弩筋节。稍作解释应该是：横画如千里阵云，隐于天空，看似无形，实则有形。点画如高山坠石，磕然有声，似山裂石崩。撇画如利剑斩断犀牛角与象牙般的有力。折画如引发的弩，强劲似有万钧之力。竖画如万年枯藤垂挂，苍劲而强雄。捺画如雷厉风行，击涛破浪。钩（横折）如拉开的**，挺拔的坚竹。

在此我们可以试将这一《笔阵图》同柳宗元的《笔精赋》作以比较。《永字八法颂》（见《柳宗元文集·外集·补遗》）谓：侧不愧卧，勒常患平，努过直而力败，趯宜峻而势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锋轻，啄仓皇而疾罨，磔谮|以开撑。这具体的解释应该是说，侧（点）须侧锋峻落，铺毫行笔，势足收锋；勒（横），逆锋落笔，缓去急回，忌顺锋平过；努（竖），不可过直，过则木僵无力，宜直中见曲；趯（钩），象蹲一样驻锋，突然提笔，力在笔尖；策（仰横），发笔向上用力，直到收笔；掠（长撇），直画起笔，锋轻宜肥，力要送到；啄（短撇），落笔左出，快而峻利；磔（捺），逆锋折笔，铺毫缓行，笔势含蓄。按永字的写法顺序，这就是点、横、竖、钩、仰横、长撇、短撇、捺。而《笔阵图》中的笔划则有横、点、撇、竖、捺、折、钩，大致的意思也都差不多。柳宗元对前人的书法笔划结构有自觉的借鉴和继承，这是不必置疑的。柳宗元的《永字八法颂》，上追传为张旭的《永字八法》，更见明显的承接关系，但相对于卫夫人的《笔阵图》，都当是有着追踪溯源的自觉，当然这其中在承接的同时，会有自己的发现和创造。虽说柳、张二颂文字表述较为接近，但亦不无差异的原因。

如前所述，柳宗元工隶擅草亦楷，他在其文中，多处谈到了他的书法阅历，加之有关书史记载，是为一代书法大家。然而他却视书艺与文章一样为“士之末”，这与他时处的政治环境和个人心态大有关系。从他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他为佛家书丹了许多碑石，如《般若和尚碑》《南岳弥勒和尚碑》《大明和尚碑》《云峰和尚塔铭》和《祷雨文碑》等多处，用的楷体，即为正书一类，这在宋人的记载中，目睹所见，多有描述。他的书札往来，多为小章书，即为章草。“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幼悉学其书，颇有能者”（唐赵璘《因话录》）。然而现今却难见有他的书作遗迹留传下来，这应该说也是一个令人不得其解之谜。如若这些碑石刻文、小章书能有些许留传下来，想必会成为柳宗元师从卫门书派的有力佐证，因此实为历史的缺憾。至今唯有一块龙城石刻，说是他的手迹，然基本认定为伪作，但就其内容，却与韩愈《罗池庙碑》文似有关联。也许有这种可能，其书是柳体，是有人集柳宗元书字成文，刻石以记，姑妄信之。
祁世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