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鲜明的作家柳宗元

无论是在唐代还是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柳宗元都是为数不多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作家之一。他的传记文学具有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借人民展现“有益于世”的文学思想。例如，在《梓人传》中，工匠杨千向我们展示了高超的设计和指挥技巧。正如文章所说：“所职，寻、引、规、矩、绳、墨，家不居砻斫之器。”问其能，曰：“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宇。”本文赞美了平凡百姓的伟大；而《童区寄传》讲的是一个叫区寄的放牛郎，用机智和勇气杀死了绑架他的两个强盗，并向政府报告的一个故事，其歌颂了区寄敢作敢为，不惧暴力的小英雄精神。《种树郭橐驼传》这篇文章也是如此，它被收入学生课本，歌颂劳动人民的智慧。这些文章里出现的人物都是不被人重视的不知名的人，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柳宗元发现了他们高尚的品质和过人的优点，为他们立传加以褒扬，让后人熟知，展现其传记作品“有益于世”的文学思想。

二是借清官展现“不平则鸣”的文学思想。如《南霁云睢阳庙碑》是平定安史之乱、保卫睢阳战争中的名将南霁云的传记。碑文用典贴切,语言清新自然，首先叙述了安史之乱的总体情况，为刻画保卫睢阳画了一幅大背景图，然后突出了这场战斗中我军孤立无援的独特环境：“诸侯环顾而莫救，国命阻绝而无归。以有尽之疲人，敌无已之强寇。”睢阳保卫战不仅是与安禄山等造反派的战斗，更是与睢阳周围的藩镇坐视不顾的对比。《段太尉逸事状》反映了安史之乱后段秀实与新军阀的尖锐矛盾，两篇文章都借助历史批判了中唐藩镇割据；《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和《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两篇文章，通过悼念凌准和吕温，肯定了“永贞革新”。柳宗元描写了他们的悲惨经历，以此赞扬他们正直的品德，这些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反映了社会现实，并融入了他的爱恨情仇。还有一些描写的不是清官，而是反映了社会现实。例如，《李赤传》以江湖浪子李赤因“心病”而导致死亡的故事深刻地鞭笞了当时不平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被愚弄的下层人民命运的同情和改变社会现状的理念，讽刺和嘲笑了那些丧心病狂、追名逐利的凡夫俗子、势利小人，而且更无情地批判了当政者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唯一己之私利是图的黑暗现实。柳宗元总是以普通人身上存在的“美好事物”，挖掘和揭露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并把它们放在一起展示，形成鲜明的对比，展现其传记作品“不平则鸣”的文学思想。

三是借小人物展现“以文明道”的文学思想。例如在《种树郭橐驼传》中，郭橐驼虽然是个不识字的普通农民，但植树技术高超，不仅植树方面经验丰富，而且善于总结经验。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其秘诀是“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置也若弃”的法则，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柳宗元以符合树木的生长规律来对比政府法令。如果官员能像郭橐驼对待树木一样对待人民，就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如郭橐驼一样引导和培育树木，而不是约束和训诫树木，那么他们就能共同创造一个富裕的国家。《梓人传》里的杨潜，他什么都不会修，连床腿都不会。但是作为一个设计师和建筑师，他有着高超的技巧。杨潜心计谋略超群，对建筑无所不知，在施工中善于指挥和使用工人，能做到赏罚分明，这都是令人钦佩的。在柳宗元看来，“余谓梓人之道类于相，故书而藏之。”一点也没错，如果宰相统筹得当，赏罚分明就可以治国。事实上，作者还感叹没有一个像杨潜这样的宰相能看中他的才华。可见他非常重视传记文学的社会功能。柳宗元善于褒贬结合，先是为小人物立传，因为他们都有自己过人的品格，如郭橐驼的植树技术、杨潜的建筑才能，再与一定的社会、政治、道德等问题相联系，著成带有社会批判性质的传记文学；同时，他总是把叙事和讨论统一起来。在讲述这些人物的故事的同时，也在文本中插入了自己的观点，展现其“以文明道”的文学思想。

中唐时期传记文学的繁荣与同期历史传记文学的衰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唐朝以前，传记文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历史传记文学等量其观，因为在历史传记文学领域没有可以和《史记》《汉书》《三国志》相提并论的作品。李白和陶渊明虽然也都写过传记文章，但是与他们在诗词上的成就相比，就晓得名不副实了。随着柳宗元的加入，使传记文学的地位迅速飙升，与历史传记文学形成了竞争。此时，柳宗元以散文形式创作的传记文学成为中唐古文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所作的古文，俊洁幽深，气势浩荡，吞吐变化，是我国散文史上的珍品。随着古文复古运动的逐渐开展，也推动了文体结构、文化风气、文学语言的改革。古文运动的发展一方面为新时期传记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启发了后人对传记文学的继续探索。

郭星/文 （《永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