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的法治观念

    王通（公元584年~公元618年），字仲淹，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著名诗人王勃的祖父。隋末做过蜀郡司户书佐，后弃官归家，著书讲学。仿《春秋》做《元经》，已佚（今存《元经》盖系宋人阮逸伪托之作），另有《中说》一书，史称模仿杨雄《法言》（实则模仿《论语》）的语录体成书，记载王通与群弟子问答之语。《四库提要》称：《中说》当为其子王福郊、王福畤等“纂述遗言，虚相夸饰”之作，“亦实有其书”。当然，既然是“纂述遗言”，虽有“虚相夸饰”之处，但也大体反映了王通的主要思想，或者说表现了以王通为中心的那一群人的思想——那是一群围绕李世民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王朝的精英人物。

一

    先德而后刑，德刑并用。儒家自其创始人孔子的主张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此后凡儒家谈治国，都要把礼教（德教）放在前头，企图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犯罪问题，没有犯罪，当然就用不着刑法。全面地看，孔子有时候也说为政要“宽猛相济”，他自己一当上鲁国的司寇，第一件事并不是“道之以德”和“齐之以礼”，而是用刑于少正卯。可见真要治理社会，还是要“齐之以刑”的。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法律或法规，早在帝舜时期就制定了刑法。《尚书·舜典》载：“（舜）帝曰：‘皋陶……汝作士，五刑有服。’”《大禹谟》又说：“（皋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敎，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五刑”是辅助“五教”的，使用刑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刑法。王通是北方大儒，自然是严格遵守儒家的刑法观：“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故其人悦以恕；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故其人怨以诈。”（《中说·事君篇》）对比孔子的说法，王通就比较全面：先德教而后刑罚，德刑并用。

    其实，即便是教育也要有一定的强制性——任何道德的形成都是长期强制教育的结果，这从“校”（矫正犯罪者的刑具）、“教”（手持带刺儿的棍子即后世所谓“教鞭”，强制孩子仿效大人的行为）、“斅（学）”（手持带刺儿的棍子强迫学习）等字的本义所保存的古代教育信息，可以看得很明白。那个教育过程所使用的“鞭子”，就显然具有刑罚的意味。韩愈说“得之于内谓之德”，长时期强制性的行为，人就会“长记性”，即把某种行为规范积淀在心里，形成指导行为的“思维定势”，也就是“德”——心有所得。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所谓“习”，本义是“鹰自飞也”，即小鹰学习飞翔时，站在窝里不断地扇动翅膀的那个动作。因此，孔子之所谓“习”，乃是就人的“思维定势”之形成的过程而言。顺便说一句，只有从这一角度讲，才能理解为什么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了。

二

    愿圣人之道行于时。我们看一下长孙无忌《进律疏表》和《唐律疏义》的第一卷《名例》，就能看出这部以儒家思想为底色的治国大法，与《中说》所表达的儒家的刑法观有多么相似：仍然贯彻了以德教为前提，“刑期于无刑”的观念。王通认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因“刑”而达到“无刑”的时代，那就是他最仰慕的“圣人之道行于时”的时代，“圣人之道”自然包括“圣人之法”，也就是“三代”或曰“三王”之法。《中说·天地篇》载：“子观田，魏征、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征曰：‘愿事明王，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淹曰：‘愿执明王之法，使天下无冤人。’常曰：‘愿圣人之道行于时，常也无事于出处。’子曰：‘大哉！吾与常也。’”王通在观赏田猎时，他的三个学生来了，王通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王通对魏征和杜淹的志向不置一词，当然也没否定，独赞赏董常的志向：“吾与常也。”因为董常所说“圣人之道行于时”，也就是“明王”在世的时代。

    王通把夏、商、西周看作是“天下之治”的理想时代，也就是明王在上、能够施行明王之法的时代。既然儒者做官是为了推行圣人之道，在那个“天下之治”的时代，董常也就不必思考自己“出处”（同“进退”，即做官还是退隐）的问题了。当然，杜淹的“愿执明王之法，使天下无冤人”的问题也就不存在。王通说过：“昔者明王在上，赏罚其有差乎？”王通虽然没有评价杜淹的志向如何，但从其全书的论说逻辑考虑，其意在于：没有明王在上，连孔子都不能推行其道，你怎么执行“明王之法”？

    那是一个呼唤明王、需要明王出世、也就真的出现了明王的时代，可惜王通没赶上——大唐帝国建立的那一年，公元618年，王通去世。又过了十年，一代圣君李世民即位，他的学生们参与了创建与“成康之治”“文景之治”齐名的“贞观之治”。正是因为王通没有参与制定《唐律》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中说》中涉及王通法律观念的内容，多半是从“法理”上讲述制定法律的意义、目的和依据这类话题，涉及处理具体案件的内容较少。

    王通的最高理想乃是“至治之代”，即传说中的五帝时期。那时候，刑法高悬于“魏阙”之上，百姓各个循规蹈矩，没人犯法，所以不存在“议事以制”的问题。其次是“中代之道”，即三王时期，有了犯法的人，但处理起来很简单，就是“五刑”（黥、劓、剕、宫、大辟）。也就是说三王所处的“中代”时期，是可以“议事以制”的，即可以依法议事。但是，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因此，退而求其次，还有一个“七制”时期。王通推崇两汉时期的文、景、武、宣、光武、明、章七帝，为七制之主。把两汉当作自西周以来最值得称道的历史时期，其法制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他说：“舍两汉，将安取制乎？”他以为七制之主可以垂法，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其役简（仁也），其刑清（义也），君子乐其道（公也），小人怀其生（恕也）。仁义，好理解。何谓“公恕”？公是公平、公开、公正执法；恕是宽容、谅解持有不同意见者。王通对七制之主的推崇有理，但对于整个两汉的评价似乎过高，七制之主而外，两汉也有一两个昏庸之主，只能说“七制之主”能够轻省劳役，刑法公正，而使社会的上层（君子）和下层（小人）都相当稳定，奠定了百姓对王朝的信任：“四百年间，天下无二志，其有以结人心乎！”

三

    导之以德，悬之以信。《中说》中，有关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问题，虽然涉及不多，但也有两条值得注意。其一，王通说：“无赦之国，其刑必平。”这是说，严格按照法律办案，皇帝或执政者不要人为地干预执法，刑罚就一定是公平的，而人们（特别是接近权力中心的人们）也就没有侥幸心理，犯罪率也会降低。王通这句话成为名言，后来一有大赦或特赦令，往往有人引用王通这句话来说明赦免令的危害。但是，王通的这一设想，在专制的皇权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赦之国”和“王法不挠”只能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其二，《事君篇》还说到一件具体办案的事例：陈叔达为绛郡守，下捕贼之令曰：“无急也，请自新者原之，以观其后。”（容其改过，刑之不迟）。王通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穷。导之以德，悬之以信，且观其后，不亦善乎？”这是儒家法治观指导下的典型办案实例。这也是孔子所谓的“宽缓”得宜。其中的“信”很要紧，如果不见信用，像汉代李广那样，把已经投降的八百羌人全部杀掉，那就是“一锤子买卖”，永远失去了信任，再也不会有主动归降的人了，尤其是在边疆地区，事关华夷和睦相处，汉族何以取信于少数民族？李广一生的悲剧盖出于此。         

李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