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邑人景梅九笔下的运城风物

景梅九笔下的运城风物

（李云峰）

景梅九(1882年~1961年)，名定成，号无碍居士，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安邑人。

（一）

景梅九不仅是辛亥革命元老级别的人物，还是一位著名的报人，最著名的就是他先后在北京和西安编辑出版的《国风日报》，曾经为辛亥革命和后来的反袁护国斗争作出了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此外，博学多才的景先生还是现当代著名的学者、诗人、文学家、书法家。他在文字训诂方面的造诣，使他享有“南章(太炎)北景”的盛誉；他的《〈石头记〉真谛》与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历来被推为开中国红学研究先河的专著；他精通日、英文及世界语，是中国研究世界语的先驱，并曾翻译过但丁的长诗《神曲》、托尔斯泰的剧本《救赎》和泰戈尔的小说《家庭与世界》；他所著辛亥革命回忆录《罪案》一书，1924年由京津印书局出版后，曾风靡一时。

《罪案》创作于1913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初创之际。

景梅九先生以自己亲历革命的经历为视角，从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到投身到辛亥革命的斗争当中，回国在北京创办《国风日报》，为宣传鼓动革命尽心竭力，并亲自回到山西太原省会组织革命。

在夺取阶段性的胜利后，景梅九遵循父亲要求不做官的教诲，以及后来在西安恢复《国风日报》，继续与袁世凯的复辟派坚决斗争。这部作品应该是景梅九先生的文学代表作之一，它不但是一部日记体形式的个人传记作品，更是一部生动记录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斗争生活的史诗。

与此同时，这部作品还弥足珍贵、客观翔实地记录下作者的家乡运城市当年的风物人情，以及在革命形势影响下所经受的斗争洗礼与由此引发的点滴变化。比如我们跟随景梅九的视线，在夜色中看到了家乡安邑县城那座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兴国寺古塔：

安邑最著名的古迹，是一座十三层的唐塔。当清朝乾隆年间，因为地震，四面裂开，未曾倒下。过了几十年又一声地震，原旧复合，裂缝至今尚在，也是一种怪事。我还家，这塔是第一目标。当望见它的时候，天色已晚，但见巍巍一个黑影，上摩星斗。心中另有一番奇妙的感想，把几年思乡的神秘梦影，都虚悬在那千丈塔尖上去了。

而且，景梅九通过一则误将“永传不朽”反说成“遗臭万年”的笑谈，为我们折射出曾经孕育了华夏文明的运城盐池当时的生产实录，也就是盐工们面临的悲苦命运：

有一位杨先生，代表安邑南关盐店背盐的工人，来见我，说有几家盐号，包揽卸盐，以致许多背盐苦工没盐可背，生活很是艰难。请你在盐运使处，替工人说几句话，教那几家盐号不要包揽一切，穷苦人便有活路了。我当听了这话，心里以为这也算一种“劳工运动”，自然满口答应，并教他联合工人攻击盐商。这下却不好了，杨先生恭维起我来，说：“你若是替大家把这件事办成，就要遗臭万年了。”

（二）

再比如当景梅九回到家乡后，详细记写了他亲自到羊驮寺，在开运城之先河的演讲会上，做鼓励妇女放足演讲的过程，并谈到了自己的切身感受：

自羊驼寺演说之后，对于天足会一事，颇注意劝导。无奈力量薄弱，仅仅能从家庭提倡，不教自己女子缠足，也费了一番喉舌。且微微用了些强制力，内人就不敢十分反对，算两个小女有幸福，再没受那样半刖足的刑罚。

后来，景梅九先生在探讨续弦的问题时，居然又一次谈到了这个放足的话题，好像是要检验一下他这个主张天足者的思想真伪：

某友又谈起此话，并说：“解州有一个女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在蒲州教会学校读书数年，但也不迷信宗教。现在愿意寻个配偶，却因为放了足，没人应声。我想给你提一提！”大家知道，那时河东女子读书的极少，放足的也不多，这个女子，总算是难得的了。然我心里，尚不肯舍自由恋爱主义，听了友人这一片话，还露出些踌躇不决的样子。

后来这友人又说了一句很动听的话，就是：“你权当提倡天足，答应这段姻缘如何？”

我因慨然道：“好罢！我也不问这女子抱甚么主义，就本这条意思，答应人家好了……”

紧接着的故事才有意思，就在景梅九坚持以鞠躬取代磕头的新式仪式迎娶后不久，在今天的关帝庙和当时的河东实业学堂，竟然上演过一幕幕《国丧笑话》的滑稽喜剧呢：

我们结婚后，不过几天，便听见所谓“两宫殡天”的消息——清西太后和光绪一时死。由官府出示，禁止嫁娶吉事。心里说，幸亏办的快当，不然又要应甚么“好事多磨”的话了。当时因闹国丧，很出了些笑话，一时也记不了许多。

一天早晨，听说知县等在关帝庙行望祭礼。我便衣去参观，只见庙里设下灵位，各位官儿，北望三跪九叩。赞礼者一唱“举哀”二字，大家干号了三声，真是可笑！

一日，友人告我一段笑史，说河东实业学堂行国丧礼，那位徐桂一老先生，率领全体学生拜祭，到举哀时，他忽然伏地大哭道：“我底老婆呀！”把学生逗的笑了。他还正颜厉色地诘责道：“笑甚么？不准借灵堂哭凄惶么？”真把大家乐死！我听到此，自然止不住笑了。也莫详细调查实在情形如何，但说这话的人却不少。真算“年老成精”。

可怪的是当局人都很明白，为甚么要走这些虚套？一时在空间添了许多活剧，使哭的人都笑出泪来，何苦，何苦！但一回想自己抱得最新主义，却在这里从俗迎娶，鼓乐花轿，新筵洞房，又“爽然自失矣”！

这真是比小说更显真实生动，也更具有说服力，更让我们了解到近百年前的一个革命者与运城民众思想观念的变化与进步的痕迹。

（三）

根据景梅九的叙述，他还曾协同“李君”到当时的万泉县小学堂举办过一场演讲，由他介绍外国人使用铁路交通的好处，并以俄国人在西伯利亚的铁路已经横贯欧亚，如果我们不及早想法子抵制，我们的蒙古恐怕就有危险了。而且“内蒙古和山西接连，我们也不得安宁。一旦打起仗来，人家有铁路运兵，我们没有铁路运兵，拿‘兵贵神速’这句话说，吃亏不在小处！听者颇有感动情形”。李君又演讲了放足、禁烟，慷慨动人……

作品还为我们还原了安邑县城在武姓县官招呼全城民众防范哥老会的情形：

……有一天听说会匪要攻城，姓武的大为吃惊，招呼城里百姓，一面预备大土包，拥闭城门，一面预备灯笼火把，黑夜守城。我暗笑，因为这时会党并无什么声势，何必张皇至此？到夜间随大家登城，看看热闹。县官亲自检阅，我对他道：“这叫小题大作。”他道：“这叫有备无患。”倒也答对的好。

如上内容，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当年年轻的革命党人坚决又不乏幼稚的真实情态，也让我们知道了今日独立自强、繁荣昌盛的共和国，曾经经历过的筚路蓝缕、举步维艰、摸索前行的来路，而从运城走出去的景梅九，正是这勇敢的先驱者之一，是河东山水培育出来的世纪骄子。所以作为后来者，对爱我中华、振兴富强之革命精神的珍惜承传、发扬光大，就是一种必须的责任与担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