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晋问》篇和《晋问》碑（上）

《晋问》是柳宗元的一篇代表作，文章阐发了柳宗元的政治主张和重要思想。《晋问》无疑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宏旨大意，亦是文采斐然的精美华章。

从《晋问》的避“七”之名说起

以篇名看《晋问》属于问对体。古代有一种特殊的文体，称为“七”，这种文体的首创人为西汉文景时期的枚乘，其代表作为《七发》。清人林纾说：“《晋问》者仿枚乘《七发》体，不云七问者，避其名也。”在此不妨把《晋问》同《七发》作以比较。《七发》大意是借吴客问楚太子疾，用七件事启发太子，指出腐朽生活方式是造成其身心衰败的真正原因。据说这是隐讽吴王刘濞。作者先从五个方面写了楚太子享有的音乐之美、饮食之佳、车马之良、宫苑之乐和田猎之盛，以此对太子进行讽喻。第七段则是大笔挥写观涛的惊险场面，目的在于振奋太子的精神，使其从领略壮观的自然景象中摆脱酒、色、财、气的沉湎，然而这还只是过渡，第八段才是下的猛药，即所谓的要言妙道，从而使太子为之猛醒，于是“涊然汗出，霍然病去”。再者，《晋问》省去了序，开门见山地以吴子问柳先生晋之掌故开始。柳先生罗列了晋之表里山河之丰厚险固、兵器之精良、马匹之膘壮、木材之盛、河鱼之肥和盐池之富，然而这些都不为吴子所称可，他以为这些“可以利民，而未为民利”。第七段先谈到晋文公实行的王道政治，吴子认为这还只是接近了他的主题，于是进一步讲到尧之遗风，吴子认为这才说对了。

《七发》同《晋问》的比较，也许是一种巧合，前者是吴客问楚太子疾，后者是吴子问晋事于柳先生。晋国和楚国是春秋时期南北两大强国，相互争霸中原近百年，分别做过诸侯的盟主，这似乎更易看出《晋问》有意模仿《七发》的痕迹。明人吴纳说，“唐柳子厚作《晋问》，虽用其体，而超然别有机杼”。柳宗元是用旧瓶装新酒，表现的是重大政治主题，决然不同于以往“七”类之文。依柳宗元的性格和才华，向来为文不落他人窠臼，其性格具有独创性，在运用七体上不同凡俗。他的《晋问》不以“七”定名，也许是有意避之，就因为以往诸文“规仿太切”，反为不耻，但又不服，因而才有这一试牛刀，然已足见功夫。

《晋问》的思想主题和艺术特色

《晋问》写于永州后期，柳宗元南贬永州是他政治失意后遭受的重大打击，其心情是压抑的。虽说如此，并未使他壮志泯灭，他是一个“许国无淹留”的人，亦然是忧国忧民的人。《晋问》是柳宗元给大唐朝廷进言的治世方策。《晋问》中，柳宗元借吴子之口说出“先生之言，道之奧者”，是指治世道理中最深奧的学问，这无疑是他对自己理论的自信。在表现手法上，柳宗元也同样是自信的。正如他在《愚溪诗序》中说的，“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自信自己的文章如用清水洗净万物，逼真地描绘它们的千姿百态。

《晋问》体现了重大的政治内容和完美艺术形式的结合。它既符合柳宗元“文者以明道”的“辞意褒贬”“导扬讽喻”主张，同时也切合他“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视听，夸示后学”的思想。他还指出“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这是在强调文章有好的内容还要有好的表现形式。韩愈曾评柳宗元的文章是“雄深雅健”，宋人评说他的文章是“深得骚学”。以赋体为文，本是柳宗元的特长，以至韩愈说“崔蔡不足多也”，即是说西汉时的辞赋大家崔骃、蔡邕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虽然他同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务采色，夸声音”的浮靡风气，反对那种徒有外表而内容空洞无物的形式主义，并不能说明他决然不求辞语的华丽，事实上柳宗元在南贬之中写了不少赋类文章，从未否定这种骈体。

关于《晋问》的艺术特色，清人林纾的指评大意是说：其一言山河之险固，好用奇字，时见造语之工；次言兵甲之坚利，亦不易形容，其中的一些句段，直逼汉魏赋手；又言名马所产，抒其雄放骜荡之气，如一些句段，较之杜甫和苏轼的咏马诸作，别开生面；又次言晋产木材，一些句段尤妙，具见造物之工；又次言河鱼之多，盐之利，更属难以著笔；终叙文公霸业，以俭让为宗，率尧之遗风，归本于王道，以文始，以质终。这些都还是着眼于具体语段和辞句上的功夫。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从《晋问》论述的方法上看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是由利民到民利的转换。《晋问》前五段依柳先生讲出，吴子指评，以为它的内容不外利民的范畴，吴子旨在民利，并以此启发柳先生，最后归到“民利，民自利”这一点上。利民和民利仅是前后二字的倒置，其意却大为不同，且是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个转换，与其说是他的机智，不如说是他的老道，是他“学富识远，才涌未已，其雄杰老成之风，与时增加”的必然结果。（见《杨评事文集后序》）

《晋问》中的儒家观念和老子思想

《晋问》借吴子之口提出的政治主张，其具体内容为“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民自利也”。这就是说，人民安守纲常而生活自足，归服于教化而自己受益，物畅其流本来就是互通有无，老幼亲戚互相关心爱护也不是他人的恩赐，没有战争和刑罚的伤害和痛苦，也没有赋税和劳役的沉重负担，这民利就是人民自然而然地获得自己的利益。

这里显然是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经吴子提出，柳先生也只能到古代去找，于是想到了晋文公时代。对此，吴子指出，这虽说是接近了，但还不是真正的民利，因为不是不用训导人民自然地归顺于教化，不用号令，人民自动地达到一致的社会。于是，柳先生又举出古尧时代，经他描绘的上古社会，有茅次不剪、采椽不刮、用土缶烧饭的习俗；有温良恭敬、克己谦让的德行；有帝王征询臣民的风尚；有百兽舞蹈、凤凰来仪，人们和睦相处的景象；有直言无忌、遵守法纪，有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教化。这种社会淳厚古风的遗传，就是那种俭朴、谦让、谋虑、和睦和淡泊自娱的美德。吴子以为这才是他要听到的“晋之故”，也是对“民利，民自利”的体现。

“民利，民自利”的主题内容，显然融进了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和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柳宗元受老子思想的影响颇深。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里的“无为”，本意是不妄为，在此可以理解为不扰民而顺乎民心。又说“功成事遂百姓谓我自然”，也就是说，没有骚扰，没有强制，百姓感到本来就是如此，而事情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办成了。

祁世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