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植竹：两极分化值得赞美吗？

　  【作者按】这是我20年前写的一篇拙文，曾发表在《中流》杂志2000年第9期。那时鼓吹“私有化”的声浪很高，成了“主流”。由于《中流》杂志与他们持不同观点，不久便被停刊了。直到如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造成的大富豪、特大富豪是赿来赿多，造成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是赿来赿严重，比20年前不知“跨上”多少台阶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要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英明决策，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但是，也听到一些“杂音”，就是有人“转弯磨角”地发出反对共同富裕的“妙论”，诸如什么“仇富”呀，“杀富济贫”呀，等等。由此看来，重新讨论讨论“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问题，还是有必要的。我把此文拿出来，抛砖引玉，希望得到读者的指导，并盼望大家参加讨论。

　　《中国改革报》载文《中国富翁知多少》宣称：“新的有产阶层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必须明确一点：穷人越多，这个社会就越应当诅咒；富人越多，这个社会就越值得赞美。”

　　作者的这个论点，是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出现“新的有产阶层”（资产超过1个亿的已不止十人八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程度已超过了美国的背景下提出的。请看该文的两段文字：

　　1995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拥有100万以上资产的人已超过100万人。”

　　同年《中华工商时报》的文章说：“实际上这个数字乘以三还保守。”

　　1997年中国最贫困的二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7％，而最富有的二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这个差距已经超过美国。根据美国《商业周刊》1994年的报道，美国最穷的二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最富有的二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6％。如果以银行存款来看大体反映中国财富分配状况，那么中国的贫富差距与美国相比也毫不逊色。据美国官方1995年统计，占美国1％的富人拥有全美四成的财富。而当今的中国，有100万左右的个人存款在100万以上。以1995年末全国城乡居民存款总额3万亿计算，仅占全国1％的这部分人却占有全国居民存款的三分之一。1994年，美国的《福布斯》杂志有名有姓地统计出中国大陆资产超过1个亿的有17人。

　　看了上述文字，我对中国大地“新的有产阶层”（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越来越迅猛扩大之趋势，实在感到震惊、忧虑。看来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感觉，而且也为广大群众所认同。据报载，不久前，由两个单位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人们最满意的是“物价状况”；“文化生活”、“国际地位”等满意者多于不满意者。最不满意的是“社会风气”，高达82.2％。其次是“贫富差别”，80.8％的人表示不满意。“就业状况”、“消费品质量”、“环境保护”、“治安状况”、“社会保险”、“依法办事”，不满意者也都高达60％以上（见《中国青年报》）。真不知为什么，对占80％以上群众表示不满意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中国富翁知多少》的作者却乐不可支，拍手叫好，认为“值得赞美”！

　　说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我就想起了过去。由于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阶级矛盾尖锐，广大劳苦民众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把蒋家王朝埋葬，建立了新中国，又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阶级剥削，大大缩小了贫富差别。如今怎么能把“新的有产阶层”的出现、贫富差距超过了美国的现象，当作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呢？

　　“新的有产阶层”、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涌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不断扩大，算不算“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呢？我看不能算。邓小平曾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由此可见，当今中国出现“最富有的二成家庭占全部收入的50.24％（美国为44．6％)”，“仅占全国1％的这部分人（指‘新的有产阶层’）却占全国居民存款的三分之一”这样的现象，不仅不能看成是什么“一大成就”，而且应当看成是“一大问题”，理应引起人们警觉，想方设法逐步缩小这种“悬殊”和“分化”，而不该以“歌颂改革”之名来帮改革的倒忙。

　　写到这里，我还想起了一位反面教员。有个名叫万润南的“精英”，1995年在香港的《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未来变局：烂掉或变掉——谈中国中产阶级与民主化》的文章，说目前在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便是改变中国社会性质：“一方面他们用金钱、物欲来腐化这个机构，另一方面，他们从消极的方面促成这个社会的演变。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在成长过程中，一方面催生了新体制，另一方面也腐蚀了旧体制。他们要发展，就是要用各种手段，主要是用金钱去推动、运转和润滑共产党僵化的官僚体制，这就使中共政权无可挽回地腐败了。是新生中产阶级的钱使共产党c腐败。这个政权越腐败，这个社会转型的可能性也越大。”（见《中流》1995年第4期《腐败：非反不可》）万润南的这些反动观点，我们当然不能赞同。但他从反面给我们的“教育”，却是发人深省的。是的，“新一代中产阶级”（与《中国富翁知多少》一文中说的“新的有产阶层”含义该是差不多吧）的出现，对广大人民来说，对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改革者来说，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未必是一件值得赞美的好事。万润南都直率地告诉人们了：“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要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主要是用金钱腐蚀共产党，促使社会主义体制变质，要你亡党亡国，我们难道还要对他们大叫“OK”，拍手欢迎、奉献鲜花么？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对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既不该赞同，更不应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