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弹（上）

蒲剧，因最早兴起于古蒲州一带而得名。至于它产生和形成的确切年代，至今专家、学者仍各有说辞：有的说产生于明代嘉靖年间，有的考证为清代乾隆时期。但无论文化人怎样的唇枪舌剑，争论不休，晋南的老百姓对浓浓的乡情、乡音、乡戏却不问来历，众口一词，只称它为“乱弹（读tai）”。

一

对于“乱弹”的称谓，文人也是认可的。清初刘献廷（1648―1695）在他的《广阳杂记》中描述：“秦优新声，有名乱弹者，其声甚散而哀。”这里的“秦优”，不单是指陕西关中“秦声”“秦调”的名伶，更兼有晋南“蒲州梆子”的名角。

蒲州是“蒲州梆子”的发源地，与之隔河相望的是秦之同州（今陕西大荔）。“同州梆子”也很古老，是秦腔的奠基石。两地虽有黄河险阻，但自古兴盛的蒲津桥，却把两岸人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不仅生活习惯、语言声调极其相似，过河即不分彼此，常结秦晋之好；在文化、艺术方面，亦毫无壁垒，合作亲密。戏剧演员更是相互搭班，同台演出。因此，所谓“乱弹”者，实际是泛指山、陕之间这片广大地域所共有的梆子腔，亦称“西腔”“西调”“秦声”。

二

在中国戏剧文化史上，“乱弹”占有极为特别的一席之地，闪耀过别样的辉煌。史料记载，康熙四十六年（1707）秋，《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应山西平阳府知府刘棨之邀，帮助修撰《平阳府志》。翌年正月，孔于元宵佳节观赏灯会之际，写下了《平阳竹枝词》五十首，把其中两首称为“乱弹词”：

其一

乱弹曾博翠华看，不到歌筵信亦难。

最爱葵娃行小步，氍毹一片是邯郸。

其二

秦声秦态最迷离，屈九风骚供奉知。

莫惜春灯连夜照，相逢怕到落花时。

词中的“翠华”，本意为皇帝仪仗中一种用翠鸟羽毛作装饰的旗，典出杜甫诗：“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这里实际是隐喻清帝康熙，说他曾观看过平阳的“乱弹”。虽然没直接说出皇帝的评赞，但却说如果不是亲临现场，亲耳所听，亲眼所见，是很难被“乱弹”打动、折服的。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号东塘，兖州曲阜（今山东曲阜）人，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凭借一出令观众“啧啧在口，历历在目”的《桃花扇》，孔尚任一炮走红，成为康熙年间首屈一指的戏剧大家。在他眼里，“乱弹”名伶葵娃的碎步表演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梨园中许多演员都在学步模仿。他由此得出结论：“秦声秦态最迷离”。

三

北京早年并无自己的剧种，乾隆五十五年（1790）四大徽班进京，于道光、咸丰年间，在京城与汉调等剧种合流，逐渐衍变为京剧。而流行于安徽、江苏一带的徽剧，则是由“徽州腔”“青阳腔”，吸收蒲州“乱弹”、弋阳“吹腔”等而形成的剧种，在南方流传很广，影响深远。由此看来，“乱弹”也是构成京剧母体的一串“原始细胞”，滋养着京剧不断发展壮大。

对此，《腔调考源》称：“清初梨园，除京班外，旧有西部，唱梆子腔。”《燕兰小谱》亦记：“山西勾腔似昆曲而音洪亮，介乎京腔之间。”这表明山陕“乱弹”，清初已在京城刮起了一阵旋风，轰动了整个剧坛。“乱弹”名旦薛四儿艺压群芳，频获满堂喝彩，《燕兰小谱》为其作传，云：“薛四儿名良官，山西蒲州人，西旦中之秀颖者。丰姿婉娈，面似芙蕖，于儿女传情之处，颇多蕴藉……”

北京为中华首善之地，文化繁荣，戏剧名班荟萃。《腔调考源》引用古碑，为进京诸戏班作了排序：“乾隆五十年，‘重修喜神庙碑记’，所列班名三十有六，而西部‘双和’居首。”

四

蒲州“乱弹”历史悠久，当地碑刻方志多有记载。临汾市吉县龙王辿，有一通明代嘉靖年间的石碑，名为重修《乐楼记》，上刻有“正月吉日由蒲州义和班献演”的字样。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乱弹”班社演出活动的最早记录。

明万历年间，河津县小亭村修建了一座舞台，台壁题记：“万历四十八年建，新盛班到此一乐也。”同时还开列了庆典演出的“八大山”：《光武山》《珍珠山》《鸡鸣山》《破华山》《鸡家山》《天台山》《黑风山》《少华山》。这些都是蒲州“乱弹”的传统剧目。

安邑镇冯村古戏台，题壁：“蒲州永乐班嘉靖八年、十三年到此一乐也。”并列演出剧目：《表忠记》《阴阳树》《火焰驹》《麟骨床》《十五贯》《乾坤啸》等。

蒲县柏山舞台亦依例题壁：“临汾得胜班嘉靖五年三月演出五天。”同时记有演出剧目。

人常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延至道光年间，山陕梆子在京风光不再，遽然中落。《金台残泪记》感叹：“今山西旦色少佳者，所谓勾腔亦稀矣！”临汾予升班晋京无望，转随商号南下川蜀，辗转入黔，另辟蹊径，倒也不显寂寞。有人为其题舞台诗《黔记》云：“板凳条条坐绿鬓，娘娘庙里看予升。今朝倒比昨朝好，《烤火》连场演《下山》。”《考火》乃《少华山》本戏的一折，至今仍是蒲剧的保留剧目。

五

走过道光，到了光绪，山陕梆子老树开新花，又迎来了兴盛时期。《补阉谈戏集》记：“光绪丙子、庚子之间，为秦腔（山陕梆子）最盛时代，其时秦腔也真有人。如老元元红、郭宝臣、二宝红、十八红、银娃子、朱娃子、天明亮、盖绛洲、盖陕西……皆能独当一面，而郭宝臣、侯俊山尤为突出。”

郭宝臣是蒲州猗氏县（今临猗）北景村人，艺名“元元红”。“老元元红”张世喜是他的恩师。他先入“源顺和”，曾于光绪二年进京。十二年后，又带领“义顺和”，多次登上皇宫大戏台献演，与京剧大师“盖叫天”谭鑫培齐名，被誉为梆子“叫天儿”。徐慕云《中国戏剧史》，记下了郭与谭切磋技艺，相互为师的逸闻趣事：

“谭鑫培平生不服人，独于郭宝臣之《探母》《斩子》《天门走雪》等剧，佩服至五体投地。”两人交往甚密，毫无芥蒂。谭以自己的拿手戏《空城计》授郭；郭则投桃报李，以独门绝艺《连营寨》示谭。

郭宝臣是蒲剧最为辉煌的领军人物，他的戏路很宽，饰演的角色众多，能担纲演出三百多本大剧。“其唱，真所谓声满天地，至老不走花腔，高昂激楚，实秦腔正宗。”“其《哭灵牌》，一段一板，无字不响……听之真如巴峡哀猿，一声一泪，哭罢二弟一折，激人酸楚。”（《补阉谈戏集》）

穆辰公在《伶史》里写道：“郭先生之歌，以慷慨淋漓形容之，犹不足以尽其意，必加以神武之状词乃确。”因此，他担心“郭先生没后，中国盖无慷慨悲壮之雄风。”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皇西逃，经太原至猗氏县时，因地方一时备不足酒肉等品，龙颜大怒，欲降罪地方，官民莫不惶恐。郭宝臣此际在家闲居，听到消息，急忙找到进宫演出时认识的大内总管李莲英，托他向西太后求情，这才免除了一场灾难。

郭宝臣去世的第三年，乡谊王庭翰等人捐资，为他立“德行碑”，称他为情系乡梓，急公好义之人。

文/赵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