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2号 发表于 2022-6-23 16:52:49

司马池搜救传世石鼓

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传世文物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最为煊赫的一组刻石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在文学史、文字史、历史学、书法史上均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郭沫若先生在《石鼓文研究·重印弁言》中高度评价说:“石鼓诗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民族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诗经》的真实性。”

石鼓在唐代贞观年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古名陈仓)凤翔县(秦朝时叫雍城,唐朝时叫天兴县)三畤塬。

原物为形状类似鼓形的10通石头,高与直径均约60厘米(其中最大的石鼓“銮车”高60厘米,周长235厘米,重550公斤;最小的“田车”重300公斤;其余的各重400公斤左右),其形制,四周围而见方,上细下粗顶微圆,腹部微微鼓出,外呈碣状。

每件石鼓上分别环刻有四言韵诗一首,每首诗十八九句不等,每字约4厘米。其时,吏部尚书苏勖在《叙记》卷首说:“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虽岁久讹缺,遗迹尚有可观。”唐永徽三年,章怀太子李贤也著书记载了石鼓的状况。

由于石形似鼓,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最早把刻在石鼓上的这些文字称为“石鼓文”,后世便沿用此说;又由于其文字内容是记述君王、臣公们的征旅渔猎之事,颂扬田猎宫囿的美好,且石形如柱础,唐代窦蒙《述书赋注》始称其为“猎碣”;还因为它们被弃于雍城之境、陈仓之野,故也称“雍邑刻石”“陈仓十碣”“岐阳石鼓”。

石鼓出土后,一开始被散置于荒野。唐至德二年,石鼓从陈仓山北阪(今宝鸡市石鼓山)迁于雍城(今陕西省凤翔县),埋于城南20里(今石落务村)处。唐元和元年,韩愈的友人重新把石鼓挖出,韩愈作《石鼓歌》题咏:“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石鼓又开始为世人瞩目。元和十三年,郑余庆任凤翔节度使期间,将石鼓迁入城内夫子庙。唐末五代,战乱不息,生灵涂炭,石鼓被弃于凤翔之野,又散失民间。

北宋初年,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经多方查找,在民间搜得其九,后将它们置于凤翔府学门庑下。宋仁宗皇祐四年,向传师任凤翔知府时,在民间广泛搜求,终于找回了丢失的一鼓(后被认为是“作原”鼓)。可是,鼓已经被截为两段,上半部遗失,而下半部也被做成了臼窝。

宋代诗人梅圣俞有诗为证:“传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剥文失行。近人遇见安碓床,亡鼓作臼刳中央。心喜遗篆犹在傍,以臼易臼庸何伤?以石补空恐舂梁,神物会合居一方。”由于找回的那一鼓被上下分开,文字每行仅存4字,断续不成文,因此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极大困难。

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因喜好石鼓,大观二年,由蔡京将石鼓迁至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辟雍(西周时期天子所设大学,后主要为祭祀之所),为使石鼓文字免受损毁,曾用金粉涂饰其文予以保护,并禁止再作捶拓,以示贵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北宋靖康年间,宋金交战,金兵攻入汴梁后,视石鼓为奇物,便把石鼓等奇玩全部运抵燕京(今北京)王宣抚家,用刀刮除泥金进行拓印,以审度石鼓的真实面目,后将它们置于国子监大成门内。

元灭金,攻占金都燕京,元人不识此宝,将石鼓弃于废墟。幸好,元兵中有一个头领是陕西宝鸡人,出于保护家乡遗珍的目的,带人将石鼓移于国子监庑下。此后,石鼓历经元明清数代的风雨沧桑,一直保存在北京国子监内。

清乾隆五十五年,清高宗到辟雍讲学,见此物后极为重视,为更好地保护原鼓,令人重新选贞石仿刻10鼓(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仿鼓现收藏在北京国子监内。清朝灭亡后,石鼓由故宫博物院收藏。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故宫博物院南迁,在院长马衡的主持下,石鼓分10辆汽车被运至南京、上海,后辗转迁移安放在四川峨眉山。抗战胜利后,复迁至南京,1948年又运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逃往台湾地区之时,石鼓曾被列入运走的宝物名单之中,后因时间仓促且石鼓过重而作罢。

1956年,石鼓被列为国宝级文物,曾在故宫箭亭设“石鼓陈列室”展出。

石鼓文自发现后,命运多舛,荣耀之时被置于大宋皇帝御榻之旁,且以金粉充填其字;零落之际被弃于泥土之中,备受颠沛流离的厄运。千百年来,石鼓文历经沧桑,饱受风雨侵蚀和人间祸乱之苦。真所谓:千秋石鼓沧桑历,百代风云尽浪淘。而今漫话寄兴叹,笑看寰宇多自扰。

(《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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