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池搜救传世石鼓

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传世文物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最为煊赫的一组刻石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在文学史、文字史、历史学、书法史上均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郭沫若先生在《石鼓文研究·重印弁言》中高度评价说：“石鼓诗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民族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诗经》的真实性。”

石鼓在唐代贞观年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古名陈仓）凤翔县（秦朝时叫雍城，唐朝时叫天兴县）三畤塬。

原物为形状类似鼓形的10通石头，高与直径均约60厘米（其中最大的石鼓“銮车”高60厘米，周长235厘米，重550公斤；最小的“田车”重300公斤；其余的各重400公斤左右），其形制，四周围而见方，上细下粗顶微圆，腹部微微鼓出，外呈碣状。

每件石鼓上分别环刻有四言韵诗一首，每首诗十八九句不等，每字约4厘米。其时，吏部尚书苏勖在《叙记》卷首说：“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虽岁久讹缺，遗迹尚有可观。”唐永徽三年，章怀太子李贤也著书记载了石鼓的状况。

由于石形似鼓，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最早把刻在石鼓上的这些文字称为“石鼓文”，后世便沿用此说；又由于其文字内容是记述君王、臣公们的征旅渔猎之事，颂扬田猎宫囿的美好，且石形如柱础，唐代窦蒙《述书赋注》始称其为“猎碣”；还因为它们被弃于雍城之境、陈仓之野，故也称“雍邑刻石”“陈仓十碣”“岐阳石鼓”。

石鼓出土后，一开始被散置于荒野。唐至德二年，石鼓从陈仓山北阪（今宝鸡市石鼓山）迁于雍城（今陕西省凤翔县），埋于城南20里（今石落务村）处。唐元和元年，韩愈的友人重新把石鼓挖出，韩愈作《石鼓歌》题咏：“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石鼓又开始为世人瞩目。元和十三年，郑余庆任凤翔节度使期间，将石鼓迁入城内夫子庙。唐末五代，战乱不息，生灵涂炭，石鼓被弃于凤翔之野，又散失民间。

北宋初年，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经多方查找，在民间搜得其九，后将它们置于凤翔府学门庑下。宋仁宗皇祐四年，向传师任凤翔知府时，在民间广泛搜求，终于找回了丢失的一鼓（后被认为是“作原”鼓）。可是，鼓已经被截为两段，上半部遗失，而下半部也被做成了臼窝。

宋代诗人梅圣俞有诗为证：“传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剥文失行。近人遇见安碓床，亡鼓作臼刳中央。心喜遗篆犹在傍，以臼易臼庸何伤？以石补空恐舂梁，神物会合居一方。”由于找回的那一鼓被上下分开，文字每行仅存4字，断续不成文，因此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极大困难。

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因喜好石鼓，大观二年，由蔡京将石鼓迁至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辟雍（西周时期天子所设大学，后主要为祭祀之所），为使石鼓文字免受损毁，曾用金粉涂饰其文予以保护，并禁止再作捶拓，以示贵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北宋靖康年间，宋金交战，金兵攻入汴梁后，视石鼓为奇物，便把石鼓等奇玩全部运抵燕京（今北京）王宣抚家，用刀刮除泥金进行拓印，以审度石鼓的真实面目，后将它们置于国子监大成门内。

元灭金，攻占金都燕京，元人不识此宝，将石鼓弃于废墟。幸好，元兵中有一个头领是陕西宝鸡人，出于保护家乡遗珍的目的，带人将石鼓移于国子监庑下。此后，石鼓历经元明清数代的风雨沧桑，一直保存在北京国子监内。

清乾隆五十五年，清高宗到辟雍讲学，见此物后极为重视，为更好地保护原鼓，令人重新选贞石仿刻10鼓（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仿鼓现收藏在北京国子监内。清朝灭亡后，石鼓由故宫博物院收藏。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故宫博物院南迁，在院长马衡的主持下，石鼓分10辆汽车被运至南京、上海，后辗转迁移安放在四川峨眉山。抗战胜利后，复迁至南京，1948年又运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逃往台湾地区之时，石鼓曾被列入运走的宝物名单之中，后因时间仓促且石鼓过重而作罢。

1956年，石鼓被列为国宝级文物，曾在故宫箭亭设“石鼓陈列室”展出。

石鼓文自发现后，命运多舛，荣耀之时被置于大宋皇帝御榻之旁，且以金粉充填其字；零落之际被弃于泥土之中，备受颠沛流离的厄运。千百年来，石鼓文历经沧桑，饱受风雨侵蚀和人间祸乱之苦。真所谓：千秋石鼓沧桑历，百代风云尽浪淘。而今漫话寄兴叹，笑看寰宇多自扰。

（《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