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枣花香(上) 散文_王亮

时光进入“秀女下床”的麦黄季节，枣花就开了。

这时，干枯了一冬的枣树已抽出了长长的叶梗，片片绿得碧翠又明媚的叶子仿佛出征的将士，已一队队地有序排列在了叶梗的两侧，而鹅黄色的枣花儿就在这些叶与梗的腋窝间，密密茂茂、簇簇拥拥地盛开着。那细碎的花蕊，宛如粒粒小小的水晶，娇柔地点缀与环围着花心。

我一直觉得，枣花是朴质的、含蓄的、内敛的。在姹紫嫣红、百花斗妍的时候，无意争春的她们，犹如十九世纪乡间的少女，颔首、低眉，娇羞地躲在季节的身后。待到初夏来临了，才悄悄地探出头来，静静地，不作任何渲染地在枝叶间开成一种繁盛。就连那花香，也如若怕受到外界惊扰一般，清淡得若有若无，似乎只有深深地屏住呼吸，才可以隐约嗅到。

而女儿却说：这点点绽开的小小枣花，像极了夜空里的小星星。这些顽皮的熊孩子们定是厌倦了浩浩长空的寂寂黯夜，才趁着大人们的一时疏忽，成群结队地偷偷溜到了人间疯玩。后来实在是玩得太累了，就干脆一个个挤眉弄眼、你拥我挤地嬉闹着栖息在了枣树的枝头。而那些似开未开的枣花骨朵应该就是那些玩着玩着就睡着了的星孩子，他们睡梦里也在开心地笑着。笑着笑着就开花了，笑着笑着就结果了，笑着笑着就长大了，笑着笑着就成熟了。

听小女一番童稚的奇言妙语，再细细观察枣花儿五角样的星状，觉出小女所云还真有些道理。于是，也让我越发喜欢上这些如小米粒一样朴素的枣花儿。

其实，我对枣花的格外垂爱，很大程度还源于对一份报纸的一个栏目及栏目编辑的感念与深情。



时间上溯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中国文学艺术百废方兴。在生我养我的偏僻小村，精神生活的贫瘠与荒芜是今天的孩子们任凭怎样也无法想象的。喜欢看闲书的我常常为了一本刚借到的或有头无尾、或无头无尾的“课外书”，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彻夜不眠。而作为党报的《运城报》，则是我所在环境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报刊中比较容易看到的一种报纸。之所以爱上这份报纸不仅因为我家旁边的大队部里常年订阅着一份这样的报纸，更因为该报有个名为“枣花”的文艺副刊，我深深痴迷于其中刊登的一篇篇豆腐块文字和“一袋烟小说”。有时候，一篇文章反反复复看过来看过去地还不过瘾，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用剪刀剪下来，工工整整地贴在用过了的塑料皮的笔记本里收藏，以备之后再阅读。

真正与“枣花”结下深厚情缘是在1984年冬，那年我15岁，在一所刚刚成立的职业中学的写作班就读。说是一所职业中学，其实就是一个废弃了的镇办农场。在把一间间破败的办公室的隔墙拆除打通之后，我们有了一间大的教室和两间小点儿的宿舍。我和我的来自全地区的二十来个酷爱文学的同学，就在这里开始了学习写作的生活。

当时的职业教育也才刚刚起步，一切都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创办这个写作班几个月了，我们甚至还没有自己专门的教材。除去偶尔邀请县里的知名作家为我们讲讲课、打打气、加加油之外，大多时间我们仅是在一种执着的热爱支配下，自己阅读与练习写作，前途显得迷惘又空茫。

也是在这个时候，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开始尝试将自己鼓捣出的一篇拙劣的小小说《晶莹的露珠》投向了“枣花”。而意想不到的是，不到一个礼拜时间，习作竟在“枣花”版变为铅字刊登了出来。更想不到的是，一个月之后的一个暖暖的中午，“枣花”版的编辑杨星让老师与吴芳林老师竟乘坐小船一样颠簸的长途汽车，历时4个多小时，几经辗转倒车，从几十公里以外的运城来学校看望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