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用诗说出来的话_安育中的运城记忆

朗诵和诗歌是姊妹篇。从喜欢朗诵那一天起，就注定喜欢诗歌，这辈子，上台朗诵不下千次，发表的诗歌也不下百首，几十年来，几乎所有朗诵节目都是我自己创作的。如《送别》、《致改革者》、《期盼》等。诗言志，朗诵亦言志，诗言情，朗诵亦言情。细想起来，我写的这么多诗，实际上就是我想说的话。

1968年12月20日，那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整个北京站哭声如潮，泪水横流，当火车开动和母亲挥手告别的时候，我却没了眼泪，写下了第一首诗《再见吧，妈妈》。诗中写道：“再见吧/妈妈/请不要为我牵挂/我不想做屋檐下呢喃的乳燕/在您的呵护下长大/是您/给了我一双翅膀/虽然不够坚硬/但足以飞出万丈山崖。”为什么没了眼泪呢？当时，背走他乡，并非自愿，也实属无奈。那个年代，自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无法选择生活的道路，只能采取“自慰式”的坚强，宽慰自己，也宽慰离别的亲人。当我被县广播站解聘，离开了心爱的播音岗位，坐在返村的马车上，我又写下了这样的无奈和痛苦：“没有暴风雪/是什么袭击了我的蒙古包/没有惊涛骇浪/是什么把我的小船/冲到偏僻的荒岛/瞬间/美丽被捏成粉沫/在我的天空扬撒/瞬间/真诚被抛在路上/任人践踏。”在那个政治化的年代，“我的蒙古包”、“我的小船”寓示着人性的存在，但却被无情的践踏，抛弃。这就是当时心里的真实感受，心里想说的话。在那最无助的时候，仍然十分乐观。写到：“天/依然晴朗/并不因为下雨/打湿了心情/草帽掉在地上/捡起来/吹吹土/轻轻戴在头上。”又写到：“收工了/你从昨天走来/一条红纱巾/拴在明天的树上。”这些，都是当时想说的话，都是那一代知青的内心独白。

其实，这一代人对人生命运的关注，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社会的跌宕起伏，政治的权力博奕，生命的生死未卜，都提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同时又联想到一个和自身相关的问题：“路该怎么走，人该怎么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朦胧诗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是全社会的集体反思，发出了：“冰川季已经过去，为什么到处还漂着冰凌”的质疑。我的朋友、诗人伊蕾痛苦地发声，把大海的漩涡比喻为黑洞，发出“这可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通道”的询问。几十年过去了，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思考的结论也迥然不同。关键问题是，是否完成了视角的转换，身份的认同。是否走出了自我感受，代之以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感受。也就是说，你的诗，是否说出了绝大多数人想说的话。我在一首诗中写道：“有的人/信誓旦旦/寻求真理/回头的一瞬间/发现真理就在农民的烟袋锅里/你还愿意走近它吗？”上山下乡虽属一种无奈和偶然，但十几年的生活历练，从农民、工人身上找到一种真实、朴素的东西，在人生观中注入了一种稳定的核心元素，那就是说老百姓想说的话，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说话。

八十年代初，诗人叶文福有一首《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的长诗，触及了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即文革后的权力如何不再背离人民的意志。我看后深受启发，在《工人文艺》上发表了一首长诗《送别》。这首诗在运城地区文艺汇演上朗诵，后来又在廊坊新年晚会上朗诵，引起很大反响。诗中写了一个重新复出履职的老干部拒绝优越的条件，要求到艰苦的山区工作。诗中写到：当我们跺着脚/向牛棚出气/昏暗的油灯/会感到诧异/多少老百姓/还住着牛棚/他们为什么不发脾气/当我们逃离那片土地/可曾想到/多少老百姓/在那里栖息了几个世纪/当我们忘记了进京赶考的初衷/就等于重蹈了帝王的周期/当我们背叛了人民/就等于为文化大革命平反/就应该让我们经受一次/“神圣的洗礼”。话虽不好听，但说的是这个理。几十年后，权力异化，腐败丛生，贪官无度，怨声载道。不正应验了我的忧虑？如果，当时让将军们警醒，不要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如果当时多听听那位老干部的心声，恐怕社会也不是现在的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