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茶园的包银

清同治初年，上海开了好几个专门演京二黄的茶园，如丹桂、丹桂轩、满庭芳等茶园。他们从北京接来不少京剧名伶来茶园演唱，受到上海观众热烈的欢迎，每天一票难求。茶园老板见有利可赢，便不惜高价来接，先和演员讲给多少钱，这叫说“公事”，一个月或一季度一结，不按场次算，这实行的就是包银制。比如从北京去上海演出的杨月楼，丹桂茶园定的每月包银1200两银子，比程长庚高多了。当然这包括给他拉弦和打鼓的人的工资“脑门钱”。茶园老板还要有个“四管”的规矩，即对这位演员和他带的琴、鼓、伙计等，一律管接、管送、管吃、管住。角儿从北京临走前，还要给一笔不菲的定钱作为安家费。

这仅仅限于从外地接来的角儿，那么谁来配角呢？茶园或戏馆子还要组织个班社，给外请的角儿当配角、助演，他们叫“坐包”或“底包”演员，包银一般一订就是半年、一载。外请的大角虽然待遇很优厚，但是对他的要求也很苛刻。假如定的是1个月的包银，那么每天都要出演，甚至有时还要黑白天，一天两场演出。天气恶劣，风雨无阻；即使你病了，只要不躺在床上，也要带病演出。所以包银制，虽然演员挣钱多，但风险也大，因此当外请的角儿平安踏上返回的路时，都是无比庆幸。

随着上海进一步商业化，上海邀角之风更是水涨船高。据文化学者张文瑞考证，清光绪庚子年后，名老生孙菊仙被上海天仙园邀去，月包银3000两，而谭鑫培这时是第三次到上海，他在天仙园的包银是2600两。以后他每到上海演出，包银一次比一次高。

张永和/文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