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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民之友》唤醒沉睡的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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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24 19:06: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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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民之友》

垣曲地处中条山腹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河,交通极其闭塞,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部分民众从没出过远门。较早走出垣曲、走进北平在外求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洗礼的垣曲籍学生,在裴丽生的提议下,决定组建一个以宣传、推广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己任的《垣民之友》社,通过定期编辑和出版发行《垣民之友》刊物,在垣曲老乡中进一步宣传革命道理,传播进步思想,帮助在彷徨迷茫中的垣曲青年知识分子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

《垣民之友》的创建


1933年8月,由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的裴丽生(共产党员、时任北平“社联”组织部部长)发起,分别联络在北平各大学读书的垣曲籍学生王心清(共产党员)、姚藩南、李仰邺、弟安仁、普攀龙、张晋媛(女)、姚书奎、李济生和在北平准备应考的王维明等11人,组织成立了“垣民之友社”。随后,这些学生利用寒假回乡的机会,在家乡广泛宣传革命形势,传播进步思想,同时进行联络募捐活动,准备出版《垣民之友》刊物。

1934年1月1日晚上,裴丽生在北平祖家街工学院第二宿舍(即王心清和姚藩南的公寓)召集王心清等3人开会,研究《垣民之友》出版发行的具体事宜。当晚商定:《垣民之友》为32开本,月刊,用白报纸印刷,页数根据刊稿内容设定,每期大致1万字左右,社址就定在祖家街工学院第二宿舍,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垣曲籍学生及其他资助,由于王心清、姚藩南家里都比较富裕,不足部分由他俩负责筹措,在北平的“垣民之友社”成员,每人写一篇文章,捐一块大洋,以保障第一期刊物于1月10日印出,《垣民之友》刊物由裴丽生编辑并负总责,王心清、姚藩南负责校对、印刷和发行。次日,他们又分头征求了没有参会的垣曲籍其他学生的意见,取得一致认可后,便分头开始准备。经过10天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1934年1月10日,第一期《垣民之友》刊物如期印出,共印400份,随即发回垣曲,与垣曲民众(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见面了。

《垣民之友》设计考究,印刷精美,现存垣曲县档案馆的《垣民之友》创刊一周年特大号,套红印刷着“追赶新时代,创造新垣曲”两行大字,封面右侧是木刻印的“垣民之友”四个大字赫然醒目,漆黑的天空中有几颗亮晶晶的星星,黑暗笼罩下的大地上有破土而出的几棵幼苗,封面左上侧是“补在卷首”的格言妙语,左下侧是本期要目,封面设计新颖别致,寓意深刻,耐人寻味,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垣民之友》当时主要面向垣曲的中小学教员、学生以及散居全国各地的垣曲籍青年知识分子,为满足各方面读者的需要,刊物开辟了很多专栏。其中有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时事评介”,有抨击社会不合理制度的“读者论坛”,有反映国内外大事的“要闻简报”,有写给故乡小学生的“小朋友园地”,有介绍进步书籍的“书籍介绍”,有宣传革命人物的“名人小传”,有来自家乡的“垣民消息”,有开阔人们视野的“科学小常识”,有反映在外垣曲青年与故乡亲友互通鸿雁的“两地信”等10余个专栏。

纵观整个刊物,能立足垣曲,通过丰富的内容和活泼灵动的表现形式,为青年知识分子寻找一份精神家园。因此刊物一问世,就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期与垣曲群众见面后,大家踊跃捐赠书款,甚至连当时的国民党县长周其昌都捐赠了5块大洋。

随着《垣民之友》影响的不断扩大,先是在垣曲县内成立了“垣民之友”分社。接着,太原、绥远、崞县(今原平)等地读者也都和“垣民之友社”联系,《垣民之友》发行份数很快由创刊时的400余份发展到2000份,其中仅在垣曲就发行400余份,中小学教员几乎人手一册。不少进步青年,不仅为《垣民之友》撰写文章,提供稿件,同时还捐款凑钱寄往北平,支持《垣民之友》的编辑发行,还有一些在北平的外籍人士和旅居海外的华侨也慷慨解囊予以资助,使《垣民之友》出版发行了一年多时间。

《垣民之友》的停刊

《垣民之友》因系公开发行,一开始在内容和措辞上尽量避免过激字眼,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地宣扬抗日救亡,宣传新思想,揭露封建地主剥削,鞭笞封建礼教,为垣曲劳苦大众鸣冤抱不平,语气越来越尖锐,立场也越来越明显地宣扬共产党主张,革命性、战斗性越来越强,影响也越来越大。

1934年12月,省府某大员来垣曲视察,县长周其昌利用搜刮来的钱财,大摆筵席,宴请省府大员。《垣民之友》抓住这一事实,以“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为题,给以无情揭露。文章刊出后,首先引起北平警察警觉,疑为共产党刊物,于是派人暗中监视了编辑和发行《垣民之友》的王心清、姚藩南居住在工学院的第二公寓。

1935年4月,山西省政府教育视察员王明义来垣曲视察,在城关第一高级小学看到了《垣民之友》,怀疑是共产党操纵下的刊物,于是威胁小学教员赵文清,弄清了推销发行人员名单,遂与县长周其昌谋划,于5月10日首先抓捕了在垣曲负责《垣民之友》发行工作的姚士龙、姚舜基(共产党员)、阎树璜等4人。由于正值古城四月初八传统庙会,赶会民众较多,因害怕引起古会混乱,国民党政府便停止抓捕,并声称涉案人员已全部抓获,以稳定人心。文敏生、王荷荣(王健)等进步青年并不相信国民党政府会如此慈善,便连夜出县躲避。果不其然,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又相继抓捕44人,多数是小学教员,周其昌亲自坐堂审讯,企图以此为线索,追查出垣曲县的共产党组织。

在省城太原,阎锡山也注意到了《垣民之友》案件的事态发展,不仅在垣曲大肆逮捕革命志士,还同时派出宪兵到北平将普攀龙、弟安仁、姚书奎等3人抓捕,并押解回太原,投入监狱。随后,经安侨乙(即安恭己,马村人,时任阎锡山省政府榷运局局长)多方周旋,全力担保普攀龙等3人不是共产党员,才于同年8月间获释出狱,县内在押人员也同时获释。

当时,没有被抓捕的裴丽生由北平暂避西安,后化名陶俊恰,和一同出走的姚理平一道返回运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张晋媛(女)则远走绥远,到晋绥边区工作,王心清、姚藩南东渡日本,留学深造。在县内的文敏生(时名文维瑾)、王荷荣(王健)等到河南隐蔽。至此,“垣民之友社”被迫解体,《垣民之友》随之停刊。

□史光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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