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移的夏王朝

22世纪末，至前17世纪晚叶。

《逸周书·度邑》云：“自摊油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夏王朝的中心辖区当在中岳嵩山和伊、洛、颍、汝四水流域的豫西地区。

《左传·定公四年》记西周初成王封唐叔于晋，有“封于夏虚，启以夏政”之语，推测晋南一带是夏的重要统治区域。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在豫西有二里头类型文化，在晋南有东下冯类型的二里头文化。前者的考古遗址已发现80余处，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南面的伊、洛二水问洛阳平原，以及妆、颍上游的河谷地带。后者的考古遗址约近50处，分布在汾河下游涑、浍二水一带的河谷盆地。居址的环境选择大都位于靠近水源的河边台地或缓坡上，自然地理条件甚优，这与此前的原始聚落择取环境并无根本性区别。但居址的地理分布空间却大为稠密，有的密集布列于同一河流的两岸，彼此间距离很近，互为比邻。

其文化堆积层一般很厚，延续年代较长。显然，随着夏代人口的蕃衍增殖，生存空间趋小，尽管社会生产力有提高，统治者有可能动员社会集体力量，在治理自然方面作出较积极的努力，但毕竟尚欠备向大片远离水源或不宜农作的地区辟立新地的生存手段，当自然条件暂时变糟时，人们不可能很容易地在附近另觅熟地，轻率作出弃离原居地的举动，治理和保护原生存环境也就变得十分重要。居址分布疏密的两分现象，是当时人地关系矛盾的基本方面。     

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城址，据说是“禹都阳城”所在。这里为两水交汇的河谷丘陵地带，东傍五渡河，南与箕山隔颖河相望，背倚嵩岳，城建在一个地势略高于周围的土岗上。文化堆积显示，自龙山至夏商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中断。城建于龙山晚期，或因“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城垣大部一度被五渡河和西北来的大水冲毁，出于安全防卫原因，人们在紧傍原城西部又再筑其城，后又遭山洪，北垣外出现一条东西向大冲沟，城垣东北隅被冲垮。面对洪水再三肆虐，人们仍“尽力乎沟洫”，没有轻弃故地，在治理自然环境方面作出了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城废后，灰坑仍超过前期半数以上，可见还是相当兴盛。      

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是夏代的一处居址，一直延至商代前期，相对年代为公元前19～前16世纪约300余年。这里属中条山和鸣条岗间陷落盆地，居址择立在青龙河台地上。也曾遭山洪相袭，现犹见一条大冲沟将居址北部毁去。

夏代居民曾环居址挖出两道宽5～6米、深3米的“回”字形封闭式濠沟，还凿井饮水。

至商初人们又在原址上筑起城垣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据说是夏末都邑所在。这里介于伊、洛河之间，地势高亢，西面与西来的高地相连，其余三面低下3～4米，形似半岛。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普遍厚达3～4米，相对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前后历时约400年。 "   

不言而喻，克服和治理生存环境种种暂时性不利因素，立足故居地的经营，是夏人规度居址时的首要立场。不过，文献记夏代都邑时有迁徙发生，与考古发现现象似相脱节，其中应有原委。夏都迁徙，学者间多有董理，如下：禹都阳城（河南登封）。又都平阳（山西临汾；一云晋阳）。又都安邑（山西夏县）。   

禹子启居夏邑（河南禹县）。

   启子太康居斟寻（河南偃师二里头；一云河南巩县西南50余里处，地近偃师）。

  太康侄相居帝丘（河南濮阳）。又居斟灌（山东观城）。

  相子少康邑于纶（山东济宁）。又迁原（河南济源县原村）。后归夏邑（偃师太康故都）。

  少康子杼迁老丘（河南开封）。

  杼五世孙胤甲居西河（山西夏县东下冯）。

  胤甲堂兄弟孔甲田于东阳山（首阳山一带）。

  孔甲三世孙桀居斟寻（偃师二里头）。

  以上可见，夏都的迁徙，早期十分频繁，几乎每代一徙，后期相对稳定，数代未必一徙。所徙范围，大抵在华山以东，至豫东平原的横长地带内。唯相和少康，比较特殊，曾一度远徙山东境内。据《帝王世纪》云：“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来，夏政凌迟，为羿所逼，乃徙都商丘。”《通鉴外纪》亦云：“相为羿所逐，失国，居商丘。”夏之商丘即帝丘，址在河南濮阳①。《古本竹书纪年》又云：“相居斟灌，”址在濮阳东北方的山东观城。《左传·哀公元年》又有记相在斟灌为有过氏浇所杀，还殃及遗腹子少康，导致少康后来不得不依附有虞氏，立邑于纶。显然，这前后的远徙山东，起自太康失国，夏王相被有穷氏羿部族追逐，一徙再徙，不得不远迁山东开辟新地，以另谋生物圈。但在部族间每为生存地进行殊死争夺的人地关系矛盾上升之际，后果可见，少康最后还是设法回到豫西故地。

    因此，从总体看，夏代各王的迁都，基本是在一个以偃师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内摆移，文献称这里是“有夏之居”，为夏人发祥地。偃师二里头遗址年代在夏纪年范围，前后延续约400年，中有盛衰兴落现象，或许与都邑的摆移有关。从遗址文化发展的持续相承言，似夏代迁都，与后来商代盘庚“震动万民”的举都皆动的迁都，有所不同。史传“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造成东夷有穷氏羿“因夏民以代夏政 而原夏统治集团所都被迫一徒再徙。可知夏都的迁徙，主要属于上层贵族统治集团据点的游移，平民阶层未必得紧踵其后弃离故居，下层社会固有生活组织结构，不一定会因国都的摆移而遭受强烈波动与影响。夏代重要考古遗址的文化发展持久相续现象，正有这方面的因素。     

夏代贵族统治集团的择立都邑，除少数出于内外交困或势力消长的原因外，多数恐怕本之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和收众固邦的政治考虑。《左传·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二里头遗址的南部偏中处，新近探出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铸铜遗迹。凡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的获得，是择立都邑的重要着眼点之一。

张光直先生即指出，夏都分布区与中原铜锡矿的分布几乎完全吻合，夏代在寻求新矿，保护矿源以及保护矿石或提炼出来的铜锡的安全运输上，都城很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另外，都邑的选择，又是夏代贵族统治集团收众固邦的一项政治措施。

《墨子·明鬼下》称有夏未有祸之时，“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夏训》有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万姓仇予，予将畴依。”夏政权的得失和夏土的稳固，有赖夏众的人心向背。《夏书》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如夏王少康，从东方纶邑还归“有夏之居”，“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即是通过“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终于再度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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