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义夫二三事 散文_杨星让

清晨在床上躺着翻看手机，见一熟人发了一篇《我的父亲》。我随手点开一看，作者孙文坚，这不是义夫老师的儿子吗？正因为认识义夫老师，文中的故事看得我潸然泪下。

知道义夫老师的名字，是我上高小时。我喜欢看书，特别喜欢看小说。哥哥当时在山西大学上学，他每月都会买新出版的《火花》寄给我。我在《火花》上看到了义夫的小说，也记住了义夫的名字。他的《羊胡爷爷》《红薯秧子的故事》等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写小说，想当作家的梦想，大概就是在那时埋下的种子吧。

1982年，我的第一篇小说在《河东文学》上发表，也应邀参加了当年地区文联召开的文学创作座谈会。会上，我见到了义夫老师，后来便熟悉起来。我写的那篇《故事发生在春天》的小说，当时在编辑部引起了争议，李逸民老师、义夫老师先后来过寒舍，与我交流探讨作品的得失。两位老作家对一个初出茅庐的业余作者如此关心爱护，至今还让我感念不已。

我调到报社后，由于工作关系，与义夫老师联系更多、走动更勤了。我主办的文学副刊《枣花》专版一百期时，义夫老师应邀写了《愿蜜更甜》予以鼓励。我经常在版面上发义夫老师一些小文章，他的作品风趣幽默，对于《枣花》真是锦上添花。我后来特意在版面上给义夫老师和草章老师开设了一个专栏，叫《市井风情录》，发他俩的笔记体小说，很受读者的欢迎。

义夫老师是“山药蛋派”第二代作家群体的中坚力量。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作品在全省甚至全国颇有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义夫老师的文学创作焕发青春，又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他接连发表了《花花牛》《喜筵》《老古学歪记》等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作品。

义夫老师写小说，构思很奇特。我去府上拜访他时，他便给我讲要写的小说的故事情节。我去一次，他讲一次，每次都不一样。待到不讲了，他的小说也完成了。他拿出手稿让我看，还自嘲字不好。他笑着说：“印出来都是一样的。”

义夫老师的朴素是有目共睹的。我认识他时，因为对他的仰慕和他头上的作家光环，并没有在意他的衣着装扮。后来人们说得多了，我才留意了一下。他的穿着确实很是朴素，活脱脱一位老农民嘛。他有时会戴一顶褪了色的蓝帽子，更显得普通平凡，有些“土气”。难道他就是这样一身装扮，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文代会，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吗？

我去义夫老师家时，他经常在巷口和卖水果蔬菜的小摊贩谝闲。街头的清洁工，收破烂的，他都能聊得来。家长里短，亲热得像是遇到了乡里乡亲。见我来了，还要热情地向他们告别：“闲了来家里坐坐！”

后来，义夫老师成了运城地区文联主席。每次我去找他，很少见他在办公室，他老是坐在一楼的楼道里。一位业余作者来送稿，问他编辑部在几楼。义夫老师站起来热情地告诉他，还要领着人家上去。送稿的小伙看他年纪大了，于心不忍，婉谢了他的好意。那位作者见到编辑后说，你们那位门房老头真好，非要送我上来。编辑知道咋回事，笑着说：“他可不是门房大爷，他是我们文联的主席——作家义夫。”来人惊讶地合不上嘴，愣了一会儿才说：“他就是义夫？大作家义夫？”

义夫老师若走在村巷里，绝对是一个不起眼的农村老汉。走在大街上，你说他是收废品捡破烂的也绝对有人相信。但人们绝对不会想到，义夫老师上的大学是北京俄语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他在俄语学院，当然学的是俄语了。义夫老师给我讲过他笔名的来历。他上大学时，那些苏联外教称呼男人时，名字后面总要加个夫字，叫他便是孙思义夫。后来，他从事文学创作便用义夫做了笔名。义夫老师说，有一次咱们宣传部接待了几位来访的俄罗斯作家，领导考虑到应该有当地的作家作陪，便通知李逸民老师和他去宾馆陪客人。一见面，义夫老师便用一口流利地道的俄语与俄罗斯作家交谈。俄罗斯作家愣住了，这么一个衣着简朴、其貌不扬的老头，竟然能说这么标准的俄语？

我与义夫老师相识数十年，没有见他穿过西装打过领带，也没有见他穿过皮鞋，他的脚上永远都是一双圆口布鞋，可能是老伴的手艺。

义夫老师的文学创作主要成就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似乎都没见他写过。但我却看过他的一部长篇小说《三泉镇》的书稿，20多万字。他把书稿交给我，让我看看，说给他提点修改意见。我认真看完，送书稿时，谈了我一点粗浅意见。义夫老师说，他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再出版。后来我看望他时，还说过这个话题，那时他年事已高，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部长篇小说没能出版，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他在我心里，真的是河东文学旗帜、运城作家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