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上) 杨永敏 文

母亲殁的第二年，二哥也走了。

二哥是得脑溢血去世的。他走的那一天，侄子从河津老家打来电话，哭着告诉我，说他爸快不行了。我急忙从运城赶回去，二哥在医院已不省人事，身子还在不停地抽搐。二嫂贴在他的耳边轻声喊道：“三弟来看你了！”二哥好像是听到了，嘴唇动了动，便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和他深爱的这个世界……

二哥离世时整整58岁。父亲当年也得的脑溢血，走时也是58岁，也是这样的六月收麦时节。我从不信命，可二哥与父亲两代人命运如此巧合，难道是冥冥之中的定数？

二哥出殡那天，二嫂哭的昏了过去，侄子和侄女长跪不起，我则泪眼滂沱，无力地靠在院子的墙根，揪心着看着二哥的棺木被村人抬出屋门，在悲伤的送葬哀乐中消失在村巷……

每当想起二哥，痛心之余，他亲切的面容伴随着件件往事浮现眼前……

二哥比我大八岁。打我记事起，他就开始帮父母干活了。那个年代农村还很落后，我的家境也很贫困。大集体年代，父亲经常带着大哥、姐姐和二哥下地干活，母亲料理家务照顾我。春种、夏收和秋播是一年最忙的时候，母亲总是早早把饭做好，小心翼翼地把饭菜装在竹篮里，抱着我到地里送饭，老远就能看见父亲、大哥、姐姐们在干活，尤其是二哥身材单薄的身影。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二哥就辍学了。他不是学习不好，更不是不用功。二哥对我说：他已经16岁了，应该帮父母干活，不再让家里受穷，让父母受苦，嘱咐我好好读书。16岁正是人生成长最美的年华，早早省事的二哥，为了这个家，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学业，毅然挑起家庭重担，从此成了辛勤作务庄稼，一辈子厮守土地的农民。

当了农民的二哥，很精明，也很能吃苦。庄稼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无论是担粪、起猪圈，割麦、掰玉米，犁地、耙地、摇耧，样样精通。大哥结婚后是村里的电工，又有修电器的手艺，经常为忙村集体的事不着家，地里的活大多都是二哥帮衬着干。八十年代初，农村开始实行土体联产承包制，我们家分了五亩水浇田，三亩荒沟地。那一年，大哥已和我们分家另过，姐姐也嫁到十几里以外的坡上，家里的农活全都靠二哥和父亲。平整田地，犁地撒粪，摇耧播种，锄地除草，开渠浇水，父亲和二哥精心侍弄着自家的田地和庄稼。

庄稼人在土地上讨生活靠的就是受苦出力。每一分收获都是一滴汗水摔八瓣换来的。每年的收麦最劳累。六月收麦扛日头，东山背到西山落。一梱捆的麦子割倒梱好拉到场院，堆的小山一般高。盛夏酷暑摊场碾场，起场扬麦，浑身上下全是尘土麦屑，像个土人一样。二哥那黝黑的面容，汗水冲下道道印痕，衣服早看不出什么颜色，他那本不强壮的身子，不知怎么应对这一年四季，日复一日的艰辛劳作。收获的麦子把我们家的五口黑瓷大瓮装的满满当当。从此，家里终于告别了啃玉米窝头喝玉米面糊糊的历史。

二哥能吃苦，也心灵手巧。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玩具对我们这些农家孩子是极奢侈的。童年的我对二哥最为佩服，他经常变着法地制作出各式玩具哄我开心。春天的时候，他会爬到高高的树上折几根嫩绿的柳枝，用小刀切成短节，三转两扭扒下皮，在小管上开个小孔，一个能吹出好听声音的柳笛让我非常欢喜，我走到哪儿就吹到哪儿，也把快乐带到哪儿。家里小平车上换下来的废旧内胎，他拿剪刀裁出长短一致的皮筋，绑在木杈上制作成一把弹弓，带我到沟里去打野兔、野鸡。他眼力好，枪法准，打回的野兔、野鸡为我们解馋。他弄一根马尾系在长长的竹竿上，领着我爬到高高的树上去套知了，我跟着他学会了沉着冷静，养成了耐心的习惯。即便在柴火堆里随便抽出一根枣木棍，会被他雕刻出一个精美的陀螺，我用鞭子抽那陀螺，旋转的时间又长又稳，常常令同学很羡慕。到了冬天，漫天飞舞的大雪覆盖了村子的大街小巷和房前屋后，二哥把家里的筛子翻出来，在院子中央清扫出一块空地，用木棍做支撑，撒上一点吃的当诱饵，引一条绳子，他和我悄悄藏在屋里，待麻雀钻进去啄食，他对我小声发出“拉”的指令，那数十只麻雀就乖乖地成了我们哥俩的“战利品”，成为全家人期盼的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