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怎可羞谈共产主义？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方亮
原标题：共产党员怎可羞谈共产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绝不能仅仅由专职人员来做，更应该成为全体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连党员自己都羞于启齿谈共产主义、讲意识形态，就更不可能做好全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工作。总之，党员羞谈共产主义，谈共产主义的党员被扣帽子，绝不是健康的党内现象，一个政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粘结剂”和“白细胞”，只有克服这种现象，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而非党员，笔者写作本文的直接动力源于笔者的一些自身遭遇。出于个人兴趣爱好以及学习需要，笔者阅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平时也经常在网上与人交流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问题，这本是非常正当的事情，但是有一些自称是党员的网民，自己基本不懂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却对笔者这类非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爱好者、研究者冷嘲热讽，甚至戏称为“野生的共产主义者”，字里行间颇有一种“你也配谈共产主义”的傲慢。在日常生活中，笔者也遇到过一些党员，从事的或即将从事的多为行政管理或者技术性工作，以不谈意识形态为荣，以谈意识形态为耻。旁人若是谈及共产主义理论，尤其是谈到“阶级”“革命”等字眼，便迫不及待的扔出一顶“极左思潮”的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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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给前文提到的这类党员总结一下共性，大致有以下几点：
　　1.言必称“拥护党中央”“服从命令听指挥”“踏实工作”“努力进步”等字眼，与此同时认为党员谈论意识形态会妨害党员实现前述几点。
　　2.抽象肯定，然而具体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的光荣历史，大而化之地赞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但对于反帝爱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关键政策持消极态度;对于重大历史节点和事件中的几个参与方，往往倾向于保守方而非进步方。比如在晚清节点上倾向立宪而非革命，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节点上倾向北洋而非北伐军;在看待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的立场上持有浓重的“告别革命”色彩，对于雅各宾派、巴黎公社和布尔什维克等革命群体或组织持批判态度。
　　3.轻视、蔑视甚至敌视意识形态较重的党员和普通群众，尤其是普通群众。
　　总而言之，这类党员表现出了强烈的去意识形态化倾向。

　　我们应当承认，这类党员的出现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以笔者对政党政治的有限了解，在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三个不可避免”，即：不可避免地吸收和发展相当数量的意识形态色彩较轻的社会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成为党员;不可避免地削弱施政纲领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党内不可避免地出现轻视甚至否定意识形态重要性的思潮。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党要从革命党成功转型为执政党，确实需要在纲领、组织和构成等方面适当削弱意识形态色彩，以实现对社会各界力量的团结从而巩固执政地位。
　　但是同样必须指出的是，削弱意识形态色彩不等于去意识形态化，两者程度不同性质也不同，前者只是为了适应社会现实而做的必要调整，并不彻底放弃意识形态纲领和根本原则，后者则是完全的机会主义实践。然而，一部分党员错误理解了邓小平同志关于“黑猫白猫”的论述，用“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来理解和执行“削弱意识形态色彩”，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是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方面的一个精辟论述。但是很多党员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过于看重“能捉老鼠”四个字，而忽略了“猫”这一重要背景和前提——无论如何“能捉老鼠”，底线是负责捉老鼠的应该是“猫”，而不能是狗甚至豺狼。换言之，邓小平同志的原意是不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能带动社会发展的才是好的经济体制，但无论如何，都有着“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个有利于”作为底线。所以，个别持去意识形态化思想的党员认为意识形态不重要，党员能干事、能搞业务就行的观点，毫无疑问是对“黑猫白猫”论的误解，当然也违背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的相关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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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仅仅是批判部分党员的错误思想还远远不够，笔者还想借此机会，谈一谈意识形态问题对于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首先，意识形态是连接政党和民众的“粘结剂”。
　　我们常常说，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不过是利益集团的集合体，无所谓指导思想，组织松散，自由进退，其实这个观点只说对了一半。确实，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有其作为利益集团集合体的一面，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很多政党意识形态浓厚的一面。以美国为例，民主、共和两党每年都会举办各类青年营，比如共和党里根青年营，就以培养具有高学历且坚定信奉新保守主义的本党铁杆青年党员为任务。从这些青年营中走出的青年党员，不仅谙熟美国政治规则，且大都立场坚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日后往往成为两党在选战中的中流砥柱以及动员选民的核心力量。相比利益色彩明显甚至带着铜臭气的职业政客，这些铁杆青年党员更容易获得选民的信任，也更能唤起持相近意识形态的选民的共鸣。


　　再者，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意识形态色彩较重的铁杆党员是维持党的躯体健康的“白细胞”。没有意识形态较重的铁杆党员的影响和制约，一个社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占主体的政党迟早会蜕化为利益集团俱乐部，党员今天利益偏东就入党，明天利益偏西就脱党，连起码的党内凝聚力都没有，更谈不上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这类政党的典型代表就是在大陆执政期间的中国国民党。王奇生教授在《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中指出，国民党出于执政需要，大量吸收清朝以及北洋时期的旧官僚以及大地主、大商人、大资本家入党并授予高级职务。思想相对进步、意识形态色彩相对较重的忠贞党员不仅受到得势旧官僚的压制，而且有被视为“共党分子”之虞。在国共对峙的大背景下，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中原有的一些进步成分被抛弃，国民党彻底蜕化为军阀、官僚、政客进行利益交换的俱乐部和争权夺利的角斗场。蒋经国及其追随者以“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为名义在江西所进行的极其有限的社会改良措施和党务强化措施，最后因伤害到了既得利益者而被指责带有“赤色”成分而被迫中止。换言之，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员并不把为党奉献视为应尽的义务，相反，把党视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在大陆执政期间的国民党，可以说很符合当今某些共产党员心中理想执政党的要求——意识形态谈的少，党员多为“实干家”，从事党务的人多被贬低为“党棍”，但是，这样的政党，又怎么可能不失败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绝不能仅仅由专职人员来做，更应该成为全体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连党员自己都羞于启齿谈共产主义、讲意识形态，就更不可能做好全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工作。总之，党员羞谈共产主义，谈共产主义的党员被扣帽子，绝不是健康的党内现象，一个政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粘结剂”和“白细胞”，只有克服这种现象，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西北野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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