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信安:临县下乡

临县山村一景

□徐信安

提起临县下乡，我就有说不完的话……

（一）

1975年11月，正当我在山西省“五七”干校学得十分起劲的时候，省委决定抽调我们这批青年干部学员参加省委组织的基本路线工作队。当时，其中一部分去吕梁地区临县，一部分去晋中榆次。运城地区的22名学员去的是吕梁临县。我们带着行李和生活用具，乘着大卡车，一早从太原出发直奔吕梁。汽车在大山里盘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经过七八个小时的行驶，天快黑时我们到了临县县城。暮色中，依稀看见了高高的古式城门楼，看见了宽宽的护城河、河水奔流湍急，看见了依山而建的蜿蜒起伏的城墙……

我们在县上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在县礼堂听取了时任县委书记王建和县革委主任武振华的介绍，听取了工作队总领导刘一民（时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刘贯文（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的安排，还参观了位于县城的烈士山。

程家塔公社来的蹦蹦车将我们接回去了。路非常不好走，因没路，车是在邱河河滩里行走的，加之大小石头不少，还有断断续续的河水，车颠簸得很厉害。我们在摇摇晃晃之中，在两边大山的“挟持”中，来到了程家塔公社所在地——程家塔村。

公社领导和同志们很热情，招待我们吃了晚饭。晚饭是白面片，有盐、水辣椒，但没有油、没有菜。

晚上，我们来到程家塔大队，从此，就住在大队部里，直至离开。

（二）

到这个村下乡的另外两位同志，一位是省“五七”干校的老师李孝义，一位是运城学员新绛纺织厂的革委副主任李新翠。根据上级决定，李孝义老师任程家塔公社省委工作队的指导员，我任工作队长。我们一方面负责全社省委工作队的工作，另一方面还要抓程家塔大队的工作。

程家塔大队，是全社比较大的一个山区大队。它有四五十户人家，180多口人，且分散在几个小山梁和小山沟里。党员有20多人，多数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这里的土地支离破碎，没有超过半亩大的地块，而且都挂在山梁上，是名副其实的“三跑田”（跑水、跑土、跑肥）。这里的耕作仍然是刀耕火种，生产力水平相当落后。种麦时，是用手一撮一撮地种，收获时，是人用镰割，然后捆起来肩挑人背。耕地、耱地时，是人拽住牛尾巴。

这里是高寒地区，无霜期短，一年只能种一茬庄稼，主要农作物是土豆，如果种小麦，只能种春小麦，农民的生活很苦、很穷。这里的人民，吃的是土豆、南瓜、丝瓜及小杂粮，吃饭时是锅大、碗大、肚子大，全靠喝稀汤，没有馍，没有菜，没有油。如果有馍，也是一个小馍馍；如果有菜，也是放一小碟生葱花；如果有油，也是在瓶子里放一些胡麻油，吃时用一根筷子蘸一下；如果有醋，也是用山里的酸果自己做的；如果有辣椒，也是用水和的。他们一年仅能分30多公斤春小麦，只有在过春节时才能吃一顿白面饺子，平常很难吃上白面；只有来了客人，才能吃用黍面捏的糕，或蒸一下，或用油烙一下，或用油炸一下，油炸糕是最好的饭。

这里吃水很困难，要到很远的沟里去挑。因为路弯路窄，只能一顺顺挑而不能换肩。由于缺水，用当地人的话说“一年只洗一次脸”。这是说理发时才洗洗脸，而头发一年只理一次。这里的人穿得很破烂，到了冬天翻穿羊皮袄，头戴白羊肚手巾，男女老少都拿一个旱烟袋，说是“这里很冷，吃旱烟身上暖和”。这里由于穷，女的嫁不出去，男的打光棍不少，而且还有不少人外出到各地讨饭谋生。那时看见讨饭者，不用问就知道是临县的。这里的姑娘，只要谁能给30公斤白面，就会跟谁成家。老百姓住的是土窑洞，里面盘的土炕，炕面铺的是从河床里挖的页岩。灶炉与炕相通，一做饭，炕就热了，人睡下很暖和，而且挺保温。

老百姓如果在门口吃饭，经常可看见狐狸之类的动物大摇大摆地在眼前跑来跑去。他们做饭、烧炕主要用的是柴火，每年打两次山柴，一次是开春、草木未发芽时，一次是腊月过年之前。每户人家的窑洞前，都整整齐齐地垒着许多山柴。

（三）

根据工作队的任务，我们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抓了几项工作。

一是举办党员干部学习班。这个学习班主要是每天晚上举办。因为这里的干部、党员文盲比较多，所以我们工作队就采取讲授的办法来组织大家学习。在讲授上，我们几位同志进行了分工。但在讲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情况，那就是有些话大家听不懂。我们将结了婚的女子叫“媳妇”或“老婆”，他们则叫“婆姨”；我们将未结婚的女子叫“姑娘”，他们则叫“褥子”等。有时弄不好，还会出笑话，甚至差点惹出事来。于是，我们决定学习当地的方言，并学着用方言讲课。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和实践，语言障碍扫除了，培训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二是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如何使“三跑田”变成“三保田”（保水、保土、保肥）？这是农田建设的主攻方向。因此，我们发动群众上山修梯田。每天早上六点号声一响，全村干部社员就上山修梯田，我们工作队拿着特制的钢锨也上了山。修梯田，对我来讲是全新的课题，根本没见过，更没干过。于是我就跟着大家学，一干就是一天，一直干到来年春播前。我们在大修梯田的同时，还进行了“围河造地”，当年就种上了庄稼，还取得了好收成。

三是开展公物还家活动。在群众发动起来后，我们开了个群众大会动员公物还家。没想到，会后不一会儿，一些干部群众就交回了许多公物。这一活动教育了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热爱集体、爱护公物，决不能占集体的便宜。我们开展的这个活动，受到了省工作队队部的通报和表扬。

程家塔的工作开展起来之后，我与李老师又去所属的省委工作队去检查工作。当时我们首先去了一个叫郝家湾的村子。这个村子坐落在深山老林之中，经常可以听到豺狼虎豹的吼叫。该村党支部书记曾被誉为打虎英雄，其事迹还曾刊登在当时的《山西日报》上。见到几位运城学员，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因为好久没有见了，更因为这里长期很少有人来，他异常高兴。听了工作汇报后，我们得知大家的工作很好，也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但生活上有问题，一是水土不服，二是吃不好，三是个别同志生了病。后来，我们又翻山越岭来到另一个村，这里也有几位运城学员，见了王启俊和孙德乐之后，我们非常高兴。他们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开展得很好，但问题与郝家湾同志的相同。

在安排部署了工作之后，我与李老师一直想着存在的问题，对此到底如何解决？当时工作队纪律很严，要上级照顾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学员轮着回家背干粮——比如烙饼、干馍片、炒面、油茶等，拿来后分着吃。这个办法还真管用，既让学员回了家，心里得到安慰，又不违反工作队纪律，还解决了问题。

（四）

我们在程家塔的生活情况与大家一样，也是非常艰苦的。我们三个人住的是破烂不堪的大队部，吃的是派饭。由于生活习惯不一样，我们吃不惯这里的饭。在运城吃饭，是顿顿有馒头、菜、油、油辣椒，而这里顿顿吃的是土豆、南瓜、丝瓜、杂粮面熬的汤。而且汤很稀，稀到从上面可以看见碗底。这里的人一顿可以喝几碗，我们却一碗也喝不完。再加之没油、没菜，很难下口。

虽然吃不惯，但还是得吃。由于没有馒头，吃这样的饭很不耐饥，再加上还要上山修梯田干活，不到中午肚子就会“咕咕咕”叫个不停。那时想到外面买些食品也买不到，供销社里只有劳动工具，没有吃的，偶尔有糕点，也是面疙瘩，咬都咬不动。那怎么办？除了上面谈到的解决办法外，我们就买些核桃，一天吃上几个补补饥。

虽然工作苦一些，但我们的革命精神是旺盛的，斗志是昂扬的，工作是一直走在前面的。随着工作的开展，随着与干部群众越来越熟悉，随着与老百姓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尽管那里的社员生活很困难、很穷苦，可老百姓对我们却越来越好，像亲人一样。

1975年的冬天异常寒冷，然而，我们省委工作队队员，却在农田基本建设战场上顶风冒雪与天奋斗，在昏暗的窑洞里讲解着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就这样，我们一直干到1976年的6月初。临县下乡，已过去40多年。然而，那半年多的奋斗是令人终生难忘的：虽然远离家乡、通讯不畅、条件艰苦、环境恶劣、情况复杂，但却实打实地磨炼了我、考验了我，使我学到了许多、懂得了许多，使我更加明白了一个真理——“我们只有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