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背诵能力超乎想象

古人背诵能力超乎想象

“诵”字的原意即大声背诵。古人的背诵能力，今天看来会让我们大吃一惊。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五岁时，已经能够背诵五经。有一天，他问老师说：“从来都称六经，为什么只读五种？”老师回答：“《春秋》不足读也。”这在当时人中是很流行的一种看法，最典型地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称作“断烂朝报”的评语中。可是黄庭坚说：“是何言也。既曰经矣，何得不读？”据说他于是“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

当时人们的记诵能力强过现代人许多，则肯定是事实。在印刷术普及之前，更不用说在纸张取代竹帛成为最基本的书写材料之前（此种取代之完全实现要晚至两晋之际），也就是当人们在一生中只有很珍贵、很稀少的几次机会能够接触到典籍的时候，人记诵文本的潜在能力就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这种能力不但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同时对很大一部分读书人来说，它也是一种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证据呢？只要回忆一下唐人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宋人所谓“焚香礼进士，嗔目待经生”，个中的道理便可看作最硬朗的证据。人们对科举的两个主要科目的重视程度大不一样。进士的取录标准是文学创作的才能，所以进士科成为展示读书人才华的主要竞争科目。考的人多，录取难，中选者也更受社会的尊敬。明经科考的是记诵，可谓“手抄义疏，口诵集解，心熟笺注”，所以被当时人看作是一条“舍精就简，去难从易”的晋身之路。可见记诵已经变成古代士人的寻常技能。因此可以断言，古人的记诵能力普遍优于今天的人们。

记诵潜力的发挥固然与典籍难求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中，记诵又远远超出了用以机械地保存典籍文本的一种方法或手段的意义。朱熹说：“读书须成诵，方精熟”，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