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芸苓：青春的总机室

青春的总机室

□孙芸苓

一

《黄河晨报》改成《运城晚报》之后，需要更换记者证，我想找一张合适的红底标准照。于是，翻箱倒柜地找了半天，标准照找到的同时，竟有意外收获，将一张我19岁时当电话员时的黑白照片给翻了出来。看着那张戴着耳机，摆拍的照片，照片上那台老电话总机和那些熟悉的面孔，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掠过。似乎又听到了清脆的电话铃声，思绪瞬间穿越到那个记载着我青春岁月的电话总机室里。

19岁那年，母亲所在的地区医院需要一个普通话好的电话员，母亲问待业在家的我是否愿意去。电话员这样的工作，我感觉很新鲜，因为在80年代初，普通人家大多还没有电话，于是，我欣然前往当时的地区医院总机室报到。

当时总机室有两位师傅，一个是杨师傅，北京人，40岁左右，白白胖胖的，说一口纯正的京腔。一个师傅姓王，王师傅一见面就爽朗地说：“别叫师傅，挺老气的，就叫我琳姐吧……”琳姐大我十多岁，她从小在新疆长大，性格豪爽、爱好广泛，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那时，医院的总机室在运城各大单位算是比较大的，有20多个分机插口，每个临床科室都有一个分机。为了让我尽快熟悉各科室的插口，琳姐把分机插口的挡板上贴上胶布，再用圆珠笔写上科室的名称，内科、妇科、外科、手术室等一目了然。这样，来了外线需要接哪个科室，我就能准确地找到并连接了，在师傅们的帮助下我很快适应了工作。

听到电话铃声，拿起耳机：“喂，你好，运城地区医院，请问你要哪里？”

“给我接一下内科……” “好的，你稍等……”

等人家讲完了话，指示灯熄灭，就可以把外线还原。

那时我们有两个外线插头，如果两个外线都占了，为了不长期占线，我们需要中途听听对方讲完了没有，师傅说这叫“监听”。带上耳机，轻轻地推开中间的开关，双方说话的声音就可以清晰地听到，我们的原则是不能刻意偷听别人的电话，但有时候为了不让一些冗长的电话占着外线耽误急诊，我们还是需要半路“监听”一下的，如果有煲电话粥的，我们会及时打断提醒他们尽快结束。一开始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有种偷窥别人的感觉，后来老练了就坦然了。

电话总机其实是个很简单的活，就是需要耐心守班，准确接听。我们几个三班倒，并轮流上夜班，那时我年轻，没什么事情，师傅们家里有事情，我就经常替她们上夜班。

我是个夜猫子，又是个书呆子，值夜班电话少，正好用来读书。那段时间我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有小说、诗歌和散文，也为我后来从事文字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那段时间，正是我和他的初恋时节，那时几乎所有的心思都在那段纯真的感情上，羞涩、幸福、焦虑、等待、不安还有不解风情的彼此折磨。总之，那是一种略带苦涩的甜美，心情自然也被搞得很复杂，其实都是彼此不成熟的表现。于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喜欢把沉沉的心事化成诗句，细细地记录在那个他送我的绿皮笔记本里，如今回想，在那样独处的夜晚却有种别样的美丽。

记得电话室里有张小床，是为了我们上夜班休息时用的。没有电话的时候，我斜靠在被子上，静静地看书或者想心事。为了书中跌宕起伏的爱情落泪，三毛的《撒哈拉沙漠》，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司汤达的《红与黑》等；艾青、徐志摩、歌德、泰戈尔的诗等几乎都是在那个电话室里读完的。

记得第二遍读《红楼梦》也是在电话室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将心事融进了宝玉和黛玉的悲剧爱情里，为黛玉的死悲伤落泪，为宝玉的出家伤感遗憾，然后借着情绪写点看似伤感的句子。

“从未打开的结/结着淡紫色的忧郁/难以表达的心事/伴着几多沥沥小雨……”笔记本里多是这样带着幽怨的诗句。

那是一段宁静而单纯的日子，也是一段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日子。初恋的甜美苦涩、辗转反侧，对未来的迷茫和失意，都似乎挂在心头、锁在眉头。如今想起来那时心头的点点落寞，真是一种青春无端的挥霍，似乎多了些奢侈与华美。

记得那时，为了工作，我能记住好多单位总机的电话，也熟悉他们的声音。有时候，只是一个简单的“喂……”就知道是哪个单位来的电话。其中，我对当时的军分区总机几个年轻小伙子的声音印象很深。

他们是部队的总机，训练有素，普通话很标准，声音浑厚而有磁性：“你好，请问是运城地区医院吗？请给我接外科，谢谢！”经常互相接转电话，大家都熟悉了彼此的声音，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偶然夜深人静的时候，调皮的他们会在电话收线的时候说：“地区医院的总机，你的声音很好听啊！希望下次值班能遇到你！”我会客气地说：“谢谢，祝您好梦！”

后来，我和那几个小伙子里其中的一位还有过两面之缘。有一天晚上11点多，军分区的总机打来一个电话要接急诊室，说是一个人出了车祸，需要救护车。我赶紧通知急诊室，可是救护车刚出去了，我就问那人伤得严重吗？他说不知道，是帮别人传话的，他说放下电话去看看。

过了好一会儿，只见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孩来到总机室，他说：“你好……”我就知道是军分区的总机，他的声音我太熟悉了。他说，那人骑车在军分区门口被撞伤了腿，汽车跑了，身上也没带钱。他帮忙把伤者送到了急诊室，让我把伤者的自行车帮忙保管，他还得回去值班那。当时他向我借了50元钱，说是给伤者看病用，伤者身上没带钱，他出来匆忙也没带钱，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身上所有的钱借给了他。

不久，他打电话约我到单位门口见面，说要把钱还给我，我客气了几句还是去了，那毕竟是我当时一个多月的工资。在医院门口的一棵大树下，他穿着军装，高高酷酷地站在那里，我走了过去，彼此客气地握手，握手的瞬间我需要仰视才能看到他的脸。

如今想起来，那小伙大约有1米8的个头。我们聊了一会儿，说了各自的情况，他说他是东北人，很快就要复员了，他谢谢我借钱给他，还说我长得是他想象中的样子……后来，他在电话里和我告别，说要复原回东北，朦胧记得他告诉了我他的地址，我随手写在一个纸条上夹在一本书里，后来找不到了。

三

当年打长途不像如今这样方便，比较远的电话，需要几个总机中转。记得有一次，医院的领导打电话到新疆伊犁某单位找人，我得先接通太原的总机，太原的总机接西安的总机，西安的总机接通乌鲁木齐的总机，乌鲁木齐的总机再接伊犁的某单位，好不容易接通了，只听那个单位的门房说，你等着我去叫人……等的过程中，还需要保持电话的畅通，一会儿太原总机问，接通了吗？一会儿西安总机问讲完了吗，一会乌鲁木齐总机问人来了吗，我都得一一回答，让人家再等等。

那种等待感觉很漫长，我都能想象那门房的老人小跑的样子，还有电话要找的那人慌张奔跑的样子。好一会儿才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电话终于通上了，可是要紧的话还没说完，线断了，不知道是哪个环节急用电话给断线了。于是，再重复刚才的程序，好在这回知道接电话的人就在边上等着，不用门房再去叫了。

可往往遇到没有耐心的人，电话好不容易通了人却走了，白忙活半天。如今想起来，那可真是长途电话啊！感觉那条细细的线连着一个个像驿站一样的总机，像古老的烽火台一样神秘而遥远，虽说没有如今的手机来得快捷，但也别有一种意境。

后来我从琳姐的爱人杨老师处获悉报社招聘记者，并在他们夫妻的鼓励下报考并顺利通过，成了一名党报记者，一晃竟然过去了30多年……

一张旧照片，让我回想了好多。如今，已知天命的我看着照片上那个戴着耳机笑容灿然的女子，深感岁月的无情和时光的荏苒。此刻，再想起当年的电话室和那些熟悉的面孔，就像这张旧照片，定格在我19岁的花季里，似乎渐渐淡远，又似乎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