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潘升强

我出生在万荣，打我记事起，我的父亲潘升强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他长年穿着黑色土布衣衫，抽一杆大旱烟。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农民收入低，每个生产队日值八分钱。那时，我们家里孩子多，年底分红老是负值，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还欠队里钱，也就是所谓的“短款户”。为了多挣工分，父亲和队里另一位本家大哥承包了生产队的牲口棚。在夏季最热的时候，他干着队里又脏又累的活，就这样，每人每年口粮才10公斤。挨饿是常态，很多人家只能靠红薯、黑豆、苜蓿、野枣、野菜度日，全年都吃不上一口白面馍。

即便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父亲仍坚持让我们几个孩子读书。每年大队发了布票，母亲就拿到集市上卖掉，卖布票的钱全部用于兄妹几个人上学，家里长年吃的是高粱、玉米面窝窝。

当时的农村使用的是简陋的农具，人们早出晚归，不知疲倦辛苦劳作的情景，刻在我记忆的深处。

父亲那时是村革委会副主任兼小队会计。每次小队分粮食、豆子、红薯及各种农产品，大伙都提着柳条编的筐，排成一溜。队里保管员负责称量，父亲负责记账。看他在昏黄的马灯下打算盘，算盘珠拨得噼里啪啦响，我眼睛盯着算盘珠子，心中不免升起一丝骄傲。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的“秀才”，他写的毛笔字、钢笔字飘逸洒脱，以至于后来我一直在研究他的书法。

1978年，父亲被分配到万荣县农业局工作。1984年~1994年，父亲连续三届任农业局党支部书记、副局长。这十年间，也是他人生最忙碌的几年。

父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物资匮乏，当时好多农民都买不到化肥、农药以及优良种子。父亲一路奔波，为乡亲们购买地膜、种子、农药、化肥。

每年冬天，他都会联系车到乡宁拉炭，我记得炭拉回来，人冻得吸溜吸溜，他叫我跑腿通知各家各户分炭。他称炭，我记录，天寒地冻，钢笔头都冻得不出水了，我只好用热气哈，忍着冻，等他把炭分完了我们才回家吃饭。他不挣乡亲们一分钱，义务为大家做好事。

父亲教子严格。我初中毕业那年，考上了万荣高中，我看村里好多女生都辍学了，心里不由打起了退堂鼓。父亲知道后，火冒三丈，一耳光打了过来，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打我。进入万荣中学后，起初住校。冬天，30多个人挤在大通铺上，房间没有火炉，我手冻得青紫，上面全裂了口，血珠都渗出来了。每次洗头，头发不干，上面全是冰碴子。我想回家住，父亲严厉拒绝，说：“不行，别人家孩子都能住，你为什么就不行？”

父亲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当时供销社不景气，有人开个体商店，还有卖农资用品的，乡亲们也常常让他捎农资产品。我提议家里开一间农资商店，父亲马上反对，他说：“文件规定，干部家属不能做生意。”

父亲爱岗敬业、尽职尽责。当时畜牧局和农业局合并，事多、工作量大，父亲夜以继日，像陀螺一样地工作。他白天下乡，晚上写材料、开会，常常熬至深夜。

父亲心系百姓，情系民生。1984年，全国各地土地承包如火如荼，万荣县也同全国一样，开始了第一轮土地承包工作。父亲忙于全县承包土地工作，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让土地承包顺利进行。1988年12月，父亲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颁发的农牧渔技术推广工作证和奖章。这是他的最高荣誉，也是党和政府对他工作成绩的肯定。

1998年，父亲正式退休了。劳碌了一生的父亲本该住在县城里安享晚年，但他却义无反顾地回归了“田园生活”，实实在在地做了一回农民。他种麦子、种药材、种棉花、种豆子，俨然一位农夫，一年到头忙忙碌碌。

20世纪90年代，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耕地、收割全部是机械化操作，但依然不轻松。哥哥好几次劝他别干了，他不听，仍乐此不疲。

父亲一生秉承“耕读”传家。他把“农茂书香”四字写在北房门楣上，警示后辈：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仪，修身养性，以立高德。

父亲是一个善良的人。由于他是大队干部，和公社人熟络，所以村里人有困难总找他帮忙。他二话不说，东跑西颠。村里人到县城办事，他管吃管喝，还帮忙找晚上休息的地方。退休后回到村里，只要村里人有事相求，他绝不推辞。

父亲是一个要强的人。他省吃俭用，从不主动开口向子女要钱。在患病的日子里，父亲总保持着一身洁净，从不邋遢示人。

父亲是一个简朴的人。晚年，他不舍得买衣服，孙辈们穿剩的不要的衣服，他看着可惜，拿来再穿。吃饭时餐桌上掉下的米粒，他都会捡起来，从不浪费。

父亲一生艰辛，但他对我们的教诲和恩情，我们铭记心中。

潘文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