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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那个帮我置办嫁妆的小英姐 (散文)——李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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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25 13:02: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同窗之谊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帮过你的同学更是让人难以忘怀。人常说:“看人长处,记人好处,帮人难处。”我的同学仇小英长我五岁,我称其为大姐,她对我的好让我没齿难忘。尽管她离开我60年了,但青少年时我们一起相处的往事,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在女师,让我住她班宿舍

1951年,运城女子师范学校招生。我们高小班同学年龄最大的赵玉兰那时已30多岁了,还缠过脚,赵翠凤、董永爱已结婚,身体也不太好,不愿报考。校部决定让小英姐、刘桂兰、王秀卿、李玉琳、王淑卿、李海珍报名。我因年龄小,没人告知。后来,我知道了,还听说这个学校吃饭不要钱。于是告诉小英姐,我也要报名。她说,得校长同意。随后我俩去见李慎德校长,他说:“带上她,去试试吧!”在场的杨成家老师说:“小玲,你这么小,毕业后能当老师吗?”我说:“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毕业后做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学校吃饭不要钱。”7月份的一天,我们七个人赴运城赶考,刘桂兰的父亲在运城医院工作,安排我们住下。第二天下雨,我们冒雨到校,穿着湿透的鞋进了考场,考了算术、国语两门课,还经过面试。结果七个人考上五个,其中有我。

我考上了女师,全家高兴,但又为被褥发愁。还是我妈有办法,她把村里分的桌裙、椅搭拆开,一面做被里,一面做被面,装上棉花,缝成了被子。又用几十块碎布缝在一起,对了个褥子面,旧褥子拆洗后做里子,这下有了属于我的被褥了。

当年9月1日开学时,小英姐改名为仇惠卿,可我还是习惯叫她小英。她和刘桂兰、王秀卿、李玉琳年龄大的编在了3班,我编到4班。初离父母,人地两生,说话口音也不一样,非常不适应,我急得想哭。小英姐带我到教导处见了朱晶老师,提出让我住到她班宿舍,便于照护。朱老师痛快答应了。我高兴地把被子搬了过去,与小英姐邻铺。期间,她晚上经常给我铺被褥,让我感受到了姐姐的关爱与温暖,缓解了恋母想家的情绪。

第二学期,小英姐让我回我班宿舍去住,并叮嘱同学们关照我。有一天,午休起床铃响了,我仍睡不起来,邻铺的同学叫我,我也装听不到,那天我上课迟到了。小英姐知道此事后批评了我。小英姐对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和为人处世上的严格要求,让我进步很大。她常给我讲一些解题的技巧,使我受益匪浅,因此我常在班里考第一名。

在高小,我俩伙盖一床被

小英姐和我都是闻喜县陈家庄村的。她家住大湾,我家在小湾,相距约一里地,我小时候常去她家玩耍。我村是革命老区,当年稷麓县和太岳三专署驻地。

当时闻喜县第四高小设在我村,那时没有入学考试,也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愿意念书就都收下。我上小学期间,因老师被抽调去搞其他工作,便把我们寄放到高小,到小英姐所在的三班上课。那时,我才十岁。

高小设在赵家巷一地主家的前后四个院子里,有房有窑,房子作为教室,窑洞则作为宿舍。校部设在三面是房、一面是窑的四合院,外村的女生住在校部的窑洞里,我和小英姐都在家里吃住。后来,校部决定让女生全部住校。这下我发愁了,在家我和姐姐同盖一床被,我要是把被子拿走,姐姐就没有盖的了。小英姐也有难处,她与我商量:她拿被子,我拿褥子,两个人“捎脚睡”。我俩一拍即合,于是各自从家里拿了条长板凳,又找了扇废弃的门板,在女生宿舍的窑洞里靠墙跟支起了床,一睡就是两年。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些趣事。

一天夜里,我发愣怔,也可能是白天玩累了,迷迷糊糊尿床了。第二天起床后,我不知所措,又怕大姐说我,吓得哭了起来。小英姐安慰我说:“别哭,今天咱俩不上早操了,校部有个梯子,我扶住梯子,你爬上去把褥子铺到房顶上去晒,下午再取回来。”这事没让其他同学知道,尿床问题解决了。

小英姐个子高,晚上捎脚睡时,她的脚常常伸到我下巴底下,我一推,她赶紧缩了回去。同学们戏说:“小英让小玲闻臭脚哩!”我俩一笑了之。

在高小时,这些无奈又带几分稚气的苦涩趣事,现在想起来有些好笑,但贫穷让我们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优良品德,受益终生。

结婚前,帮我置办嫁妆

1954年7月,我们从运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小英姐被分配到闻喜县教育局搞扫盲工作。学校领导让我和景敏贤、胡珍仙三个年龄小的同学,报考运城师范中师班,我有幸又考上了,分在中七班。1957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闻喜县东街学校,担任五年级老师。我和小英姐同在县城,见面机会又多了。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东坪村一亲戚给我介绍了高小同班同学张惠民,父母都同意,小英姐也积极促成。结婚前,小英姐帮我置办嫁妆,实际上就是帮忙买了些生活用品。

在她的帮助下,我置办齐了香皂、香皂盒、镜子、梳子、毛巾、手绢、鞋、袜子和洗脸盆等。那时生活水平低,物资匮乏,我还买了块布用来制作嫁衣,总共花了不到一百元。拿回去后,母亲十分满意,夸小英姐想得周到,真是我的好姐姐。结婚时,她和刘举之老师、王淑卿、李海珍四个人合送了一个刻花镜框,一直悬挂在我新房的墙上。

在太原,迎泽公园相聚

小英姐的爱人杨鸿劲在太原西山矿务局工作,她后来被调到矿务局学校任教。我的工作也被调到闻喜中学,任教导员兼少先队辅导员。1959年,全省举办青年跃进展览,领导推荐我去当解说员,当时,展览馆设在太原迎泽公园里。小英姐得知我来了太原,星期天专程来看望我。

之后,我俩到公园外面的饭馆吃饭,她抢先付款买了两碗炸酱面。我们边吃边聊,无话不谈,一会聊工作,一会说同学,感觉总有说不完的话。当时没电话,展览结束后,我走时也没同小英姐告别,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内疚与失礼。真没想到,迎泽公园的一面一餐,竟成了我俩的诀别。

1962年,得到小英姐去世的消息时,我很伤心。想起小英姐对我年深日久的关爱、天高地厚的恩情,我十分悲痛。她的善良,她的付出,她对我的好,没有任何功利,只有至诚的友情。同学情最真诚,姐妹情最纯洁。我的同学兼闺蜜的小英姐姐,一直在我心中,不曾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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