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铁牛

唐代开元年间所铸之黄河铁牛雕塑群，位于山西省永济市城西十五公里外蒲津渡。它以其体量、构造及造型的巨大张力予我以震撼！其单体与群体的组合营造了一个凛然的艺术气场。

黄河自西北而下，浩荡东流，古蒲津渡是古代著名的黄河渡口，据记载，黄河东西各四尊铁牛，用作拉连横跨两岸铁索浮桥，同时也是镇桥之宝。岁月沧桑，黄河改道，雕塑被覆掩。沉睡千年之后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被蒲津渡遗址考古队挖掘出四尊铁牛。每尊铁牛旁都有一个牵牛铁人，谓之“力士”，其体积之宏、分量之重、铁质之优、造型之妙、工艺之精以及其科学与艺术相辅相成，实属旷世之奇！它对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桥梁架设、冶炼铸造以及黄河地理变迁等都提供了素材。它是我国造桥史上的奇迹，也是雕塑史上的奇葩。它的雄浑气象、意态风韵、写实手法、装饰风格等都令人回味品评，每思必有所得。

其主要有二：

一、唐代写实雕塑除了秉承汉代雄浑厚重之风与秦代装饰性写实之风外，更大程度上吸收了西方写实技法。这种以生理结构为基础的意象形写实，其内在的张力具体而充盈，这是对我曾提出的八大风格论的一个补充。

二、中国雕塑艺术与实用科技的完美结合并不罕见，黄河铁牛雕塑群是一个典范。

对于眼前的黄河铁牛，以谢赫六法的“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和“经营位置”等传统画论概念来形容是颇为恰当的。头与身体构成的势态、比例关系，凸显雄、浑、厚、重气势，不拘于细节的生理写实，外轮廓的脊线有如大地山峦起伏，体态浑浑然，拙中见力的四肢和回转的牛尾组成了巨峰般厚实而凝重的主体造型，形成一个与地核相吸的牢固整体，牛气袭人。这是“气韵生动”之所在，是由雕塑的意象所散发的气场。这里所塑造的牛的体量是相对体量而不是绝对体量，所谓“相对体量”是指通过对牛的各部位的夸张构成，形成“以大观小”的视觉想象，通过体量结构对比所形成的张力予人以“富瞻雄伟”的气象。它是东方宇宙观，具体说是天、地、人同一，集万象于一体的表现意念。在蒲州任过职的清人周景柱在《蒲州府志》中对黄河铁牛的描述有：“牛只壮硕，阙状雄特。所谓一元大武，此实称之。观其矫角、昂首、体蹲而力屃，足以任重，足以励猛。坚足以抵，强足以距。其目似怒，其耳如聕。其处有度，其伏甚固。”此当可作我们理解牛之造型本旨之补充。

对“气韵生动”的“韵”，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中曾解释道：“韵当是在人伦鉴识上所用的重要概念，他指的是一个人的情调、个性，有清远、通达、放旷之美，而这种美是流注于人的形象之间，从形象中可以看得出来的。”黄河铁牛中四个策牛人体态的扭动与回旋，与牛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起承转合的互动，这种互动所产生的韵律生发出韵味，它是“力拔山兮”之雄健美的烘托，是以柔美而映衬刚性的匠心独运。周景柱的描述中有：“自牛之外，有柱，有山，并铁为之。牛各有牧，或作先牵，或作回叱，其面目意色，各宛肖发……”这四尊铁人，姿态各异，气足神完。在骨骼、肌肉的刻画方面，手法独特。各部位骨点与肌肉表现结实、准确。在结构关系上骨肉相连，筋脉通畅，血性弥漫，真气盈盈。由此我们联想起颜体的用笔骨法，这种生理结构的身骨与雕塑家的塑造之骨力相结合，情理融融，铁骨铮铮。它正是雕塑构造中“力”之奥妙所在。

我曾提出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代表的装饰性写实风格。这种装饰性写实的表征在于线与面、线与体之间交相辉映。其线不仅是形体的简约表现，更是适合视觉和谐及审美期望的表现。中国古代雕塑中的线充满了神秘、祥和的图腾色彩。它与绘画中的装饰如出一辙。细分析黄河铁牛体段的皱褶和流线，它是具有这种装饰性特征，恰如唐代韩滉的《五牛图》。黄河铁牛在大型塑造上取汉代雄浑写意之象，融秦代装饰写实之风，形成朴茂、生动、雄浑、神秘的气穆，在隐在的造型中充分把握了生理结构写实的技巧，构成坚实得体而洋溢着原始生命力，这得益于唐代文化交流。梁思成先生指出：“盛唐之世（公元七世纪）与西域关系尤密，凡亚洲西部，印度，波斯乃至拜占庭帝国，皆与往还。通商大道，海陆并进；学子西游，络绎不绝。中西交通，大为发达。其间或为武功之伸张，或为信使之往还，或为学子之玄愿，或为商人之谋利，其影响于中国文化者至重。即以雕塑而论，其变迁已极显著矣。”由此可见，黄河铁牛的写实性较之秦俑更加接近西方写实传统，与中国佛教造像中的韦陀、力士造像遥相呼应，同属一脉，这一理论应当成为中国传统雕塑写实风格中的另一个代表范畴。这种中西融汇之中的写实以其深厚的多元性文化而透发出形式交错的意味，体现出创造的魅力。

黄河铁牛的价值也在于它将雕塑艺术与建桥科技相结合。我们在西汉《长信宫灯》中可以窥见古代艺人如何结合人物造型和青铜铸造技艺处理排烟和调光的功能；在云冈昙曜五窟之十七窟主尊造像中感受古代匠人利用雕刻菩萨托举大佛手臂巧妙处理重心问题。黄河铁牛雕塑群则将浩大的建桥工程与雕塑艺术巧妙联系起来，是力与美的联姻，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

蒲津渡浮桥镇桥采用雕塑牛，具有文化寓意。《易经》云“牛为坤，坤为土，土胜水”，以土寓意治理黄河泛滥，铸牛以镇，表达了古代人们美好的愿望。另外，如此大规模铸铁工程，显示了唐代的铸铁技术，据说两岸铁牛、铁人等耗铁一百六十万斤，占当时全国铁年产量的五分之四，可见唐代具有建立如此重大工程的能力，也显示了国家意志和时代精神。唐代杜佑所撰《通典》中记载唐玄宗主持朝廷廷议授意重修蒲津渡河桥：“桥自后魏迄唐初，皆横百丈，连舰千艘，少见辄更，岁费不訾，于是开元十二年，唐明皇始下群议，乃铸牛、人、山、柱，夹维两岸，久成固矣。”这段记载充分显示了黄河铁牛雕塑群是国家工程，无论是铸造和雕塑，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另外，黄河铁牛雕塑群的布局庞大而别致，极具创造性。牛之间的距离分别长达十米多，可以推算当时桥的宽幅。每头牛下有六根铁柱，入地深达丈余，牛的底部与人、山、柱又纵横相连，形成整体，牢不可拔。布阵上。每个牛前面都有力士，四组之间，互为呼应，正应了中国传统六法论中的“经营位置”。人与牛、牛与牛、人与人是一组会意、神通、相互开合呼应的和谐体。这在造型的整体安排上是一个不易处理的难点。

最后想要重申的是，我曾经将中国传统雕塑风格大致分为八种风格类型：原始朴拙意象风、商代诡魅抽象风、秦俑装饰写实风、汉代雄浑写意风、佛教理想造型风、宋代俗情写真风、帝陵程式夸张风和民间朴素表现风。在考察了蒲津渡唐开元铁牛雕塑群后，我觉得这组雕塑群所展示的美学风格与秦俑装饰写实风、汉代雄浑写意风有一定的重合之处，又有一定的延展，它是对八大风格论的一个必要补充。

黄河铁牛的价值还在于它激发我们对中国雕塑价值的再思考。有关滋生、流变、演化；有关形、神、气、韵、势；有关文化符号的标志性；有关审美与实用、艺术与科学……

黄河铁牛的价值更在于启示我们对中国古代雕塑遗产的研究，其着眼点不仅限于宗教石窟、寺庙、皇陵墓道、陪葬，在宽泛而广阔的民间造物与工程中同样存在着丰富的研究资源。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  吴为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