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秀珍：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制度支撑

贫困是千百年来困扰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问题。贫困的产生，既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也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物。“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成功。这条道路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支撑密不可分。

从制度源头寻找减贫的治本之策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贫困问题的总根源。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在广泛进行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指出“现今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是由已经被推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造成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阐明了在我国经由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设想。到1956年，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由1952年的21.3%上升到 92.9%，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起来，奠定了国家动员社会资源减贫扶贫的坚实制度基础。

经济制度改革为扶贫减贫事业提供最大推动力

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农村依然处于普遍贫困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通过制度改革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变革首先在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展开。这种制度变革把包括土地在内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产权划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坚持所有权仍归农村集体所有，把经营权分包给农民家庭，形成了一套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自主生产的权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

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还表现在对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的变化和调整上。传统体制下，我们过度强调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忽视了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所有制结构是复杂的、具体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认识上的突破极大地推动了改革的实践，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分配制度的变革对于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是最直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义，贯彻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中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的改革，打破了“大锅饭”，按劳分配原则得到真正贯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分配制度的变革从原则层面向制度层面上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个人收入分配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明确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反映了社会经济互动中资源配置的方式。传统观念把“计划”与“市场”机械地对立起来，贴上标签，认为搞市场经济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表明，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实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次重大发展，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进入新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各类经济主体不拘所有制形式，都得到了公平发展的机会，社会活力被大大激发，国家经济实力快速增强，为新时期开发式扶贫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税收制度、社会保障体系、转移支付制度等再分配调节机制也在建立健全，在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的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全面夺取脱贫攻坚战胜利、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根本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向全国人民作出到2020年全面夺取脱贫攻坚战胜利的郑重承诺。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艰巨任务，对于制度保障的要求越来越高。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同时，还明确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明确了“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同明确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脱贫攻坚战中财政的支持和社会资源的配置看，8年来，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投入6601亿元。“十三五”期间，为确保贫困革命老区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步建成小康社会，财政部累计安排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100亿元，实现对397个贫困革命老区县市的全覆盖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对新中国70多年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和创新发展。我国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彻底消除绝对贫困问题，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在新的起点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必将为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运城市委党校  郭秀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