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当年高考时_原红生

  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一年升学季。每当看到青春年少的莘莘学子带上文具走进考场的时候，我这个年过古稀的“过来人”，总会心潮澎湃，触景生情，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我所参加过的两次高考。一次为1965年夏天，“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那时我也是刚满20岁的毛头小伙；一次为1977年冬天，“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其时我已届而立之年，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虽然那段历史的是非功过已有太多的回忆，太多的评说，但对我个人来说，那段经历不论是痛苦还是欢乐，不论是希望还是失落，都是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不吐不快，不鸣不平。

    我的高中学业是在河津中学完成的。1962年秋，在经过3年自然灾害困难环境下的苦读后，经过中考，与全县近千名考生竞争，百里挑一，我与50名成绩优秀者组成河津中学高中部第八
班。经过3年的用心苦读，1965年夏，除转学、退学者外，我与全班40名同学，于开考前一天，骑上自行车，前往百里开外的新绛中学赴考应试。结果，全班41名考生，有36名收到了大专院
校录取通知书，而我却收到一封《安慰信》，要我安心地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劳动、生活。我知道，在这“文革”风暴袭来前夜，政审已与社会关系高度的挂钩。父亲解放后虽曾在中国人
民解放军华北军政大学当过教官，但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因此，那次的大学梦就自然与我拜拜了。

    好在当时农村亟需教育人才，而高中毕业生又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因而，首次高考落选后，我先后在南午芹、康家庄、南方平和本村北方平学校担任代理、民办教师。既教过语文、数
学，又兼过历史、地理。因而，无形中就为后来高考打下了基础。特别在语文教学中，自己忙里偷闲，试着创作文艺作品，更为自己能跻身特殊考生行列开辟了蹊径。

     那是1972年夏末秋初的一个周日，雨后初晴，酷暑难耐，妈要我将自留地的玉米禾苗间开移栽。烈日当空，田园泥泞，我干得大汗淋漓，衣衫湿透，成群的蚊虫追着我叮咬，两手两脚沾
满泥巴，甩又甩不掉，擦又没法擦，又热又累又尴尬，心中浮起种种联想。晚上，煤油灯下突发奇想，把白天的情景上升到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主题，撰写成散文诗《泥巴》，寄
到《山西日报》。不想，不到一周，省报副刊就刊登了出来。这在当时全国只有8个样板戏，一部小说《艳阳天》，精神世界极度贫乏的年代，着实轰动一时。使我感受到文学的魅力，体会到
铅印的喜悦，更感受到作品发表后的充实和快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省、地、县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30多篇“豆腐块”。有诗歌，有散文，更多的是散文诗。个中滋味，一言难尽。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像神州大地上滚动的一声惊雷，撼动着我的心扉。《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像一把火炬，点燃了我心中熄灭已久的大学
之梦。《意见》除对一般考生年龄限制在25岁之内，还特别强调：“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对号入座，我坚定了信心，决心报名参
加当年高考。

    是年11月5日，高考报名开始了。一时间，凡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人、干部、知青，年轻的、年长的，未婚的、已婚的，一批批人群像潮水般地涌向设在县招待所的招生办公室。为了避开
人流高峰，有充分的时间申辩自己报考的理由，直至11月10日中午，我才向校长请假，骑上自行车下县报名。真是天赐良机，我一进招待所就迎面碰上刚吃完饭的教育局赵景祥局长。我说明
了来意，来到他的办公处，从红书袋中拿出所有发表作品的报纸剪贴和一卷20余张大小不一的教育界、新闻界颁发的奖状。他翻看了一遍后，拿起电话筒向地区招办询问。只听得话筒里传来
一声：“这个考生你们研究决定吧。”赵局长放下电话筒，说，把这些原始资料留下，让我们开会研究一下，不过我考虑问题不大，你就回去准备复习吧。

    对于我要报名参加高考，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连对我多年关注、重用的启蒙老师、时任联校指导员的老领导也不例外。当我返校走进会议室时，指导员正因下午开会缺席人太多而大
发牢骚。当问及我时，校长说下县报名参加高考，他便当众批评我不识时务，把这种走形式的高考看作当真。我没怪他，因为当时好多人还没从文革政策迷宫中转过神来。而我却坚信党的惠
政，领导的慧眼。

    其实，我对高考复习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打从见到红头文件后，就在北方平中学校园里白天教书育人，夜晚挑灯复习。然而，要在不影响学生教学质量的前提下，两个月内要复习完高中3
年课程，并要出类拔萃，谈何容易？面对困境，我坚信天道酬勤。为了鼓励士气，我把蒲松龄落第自勉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
甲可吞吴”作为座右铭，贴在办公桌上，激励自己奋发图强。为了克服家中粮食和副食品极度短缺，妈为我炸了二斤猪油，添加在饭食中补充营养，维持有足够的体力加班加点。凭着“文革”前
在校的扎实功底和十余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在没有教学大纲作依据的年代里，自己选定了合适的教材，评估了此次高考命题的范围、形式，先通读教材，后重点猜题。白天见缝插针，晚上通
宵达旦。像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又像破釜沉舟的楚霸王，卯足心劲，一门心思埋头苦学，拼命地去追赶那趟本属于我的末班车。

    1977年12月10日正式开考。考期两天。历届高考都在夏季，唯此一次在严冬中进行。我们僧楼公社的考生被安置在城北学校考点。我们下榻的铺盖放在教室地板的麦草铺上，自行车排成一
行，室外狂风怒号，室内呵气成雾。没有火炉，没有暖气，没有护送的家长，没有后勤保障。随处可见一片黑压压、灰溜溜，身着冬装的男女青年。

    时针正指八点，学校钟声敲响了，考生鱼贯而入，进入考场。每个考场均有两名监考人员，监视着50名考生。对号入座后，我将准考证、文具放在桌上。我环视了一下周围，每张堂桌上都
坐着三个考生，多数是我熟悉的民办、代教和我的历届学生。试题下发后，我搓了搓冻得如红萝卜一样的双手，开始在试卷上一字一句地仔细应答。

    这是一份特殊的考卷。从各科命题中不但折射出打倒“四人帮”后改革开放路线，又摆脱不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既充满了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理念，又贯穿着打倒帝、修、反的激进
思想。可以说，那是一组过渡时期的特殊命题。我报考的是文史类试题，进行了语文、政治、数学、史地四堂考试。第一堂课，语文试卷发了下来，我粗审了一遍，心“嘡”地一下放了下来。
基础知识、阅读思考、古典文学的大小试题，大都在预习之列。作文题《心里话儿献给华主席》和《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择作一题。我那时还是选作了前者，因为我也是凡人，没有先见之
明。报刊杂志曾阅读过不少同类文章。自然，语文一关不难突破。

    接下来的三堂考试中，我节节通关，一路走来。政治试题中，时事题基本都在评估之列，哲学、政治经济学一类试题都在高中时学过，科学社会主义一类试题也大多出自《中国共产党三十
年》一书，也没出高中教材。只有数学试题，多年不翻，有点生疏。但庆幸的是，拿下了“求证梯形的中线等于上底和下底之和的二分之一”一题的30分，争取及格60分也就有了绝对的把握。
史地试题中，历史方面，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不平等的尼布楚条约，割让了多少土地的问题自然也在预料之中。地理部分，中国当时面临着开放，从中国广州到英国的伦
敦，坐轮船依次要经过哪些海峡，自然也没有出乎预料之外。凡此等等，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当我在每堂课答完题，检查一遍后，我总要悠闲地点着一支香烟，悠哉悠哉地抽起来。心中每每浮起这样的念头：是党和国家给了我十多年前扎实的高中功底，与十余年的教学相长，加
上“四人帮”对青少年一代十多年“读书无用论”的毒害，阴差阳错，无意中促成了我的这次高考成功。

    1978年1月下旬，旧历年春节之前，高考预选名额揭晓。我在运城地区圈定的范围之内。然而，那只有二分之一的保险系数。因为预选人数与录取人数之比为二比一。1978年2月，我们填
报了志愿，上交了体检表，就忐忑不安地期待着高等院校的录取通知书。

    3月10日左右的一个星期天，当我刚从山上拉炭回来，放下小平车，端起饭碗时，村里通讯员将一封装有《山西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的信件送到我的家中。我金榜题名，却不敢相信来得
这么容易，抬起胳膊咬了一口，问道：“是真的吗？”家人还以为我在故弄玄虚，惹得哄堂大笑了起来。那次，有幸与我一起被大、中专录取的，全县有63人。

     1978年3月18日，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迈步跨进了山西师范学院的校门，圆了梦寐以求的大学之梦，在河津高考史上谱写了一篇现代版的“十年守寒窗，学海度沧桑，朝为田舍郎，暮
登翰林堂。”的传奇故事，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一代人的历史，国家的历史。